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姓名：孙倩

摘要：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法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蕴含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但是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对于正义的追求却是通过各个部门法来实现的。每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担负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因此表现在每个部门法中的正义观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部门法的形成基础的差异上。作为社会经济和法学共同发展的产物，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形式正义是民法追求的目标。本文将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同入手来阐述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
关键词：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公共利益

一：正义的探索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正义始终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崇高美德和价值理想。坚定不移地捍卫正义这一人类崇高价值，不但为思想理论大家所崇尚，而且深深地植入人类的每一根神经当中。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正义“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 正义正是人类这样一种源出的、基于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最基本的价值理想。法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正义问题紧密相联系。然而至今为止，正义仍然是一个使人无法捉摸的概念。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具有不同面貌。”①有关正义问题的探讨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将正义与智慧、勇敢和节制一起构成理想国家的四种美德。正义即具有个人的性质，又具有行为的和事物的性质。所谓正义，即“每个人依照其天生的禀赋承担某一方面的最适合其天性的职责的原则，进而将国家中三种人所达到各司其职，各守本分的状态成为正义。”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正义的概念，提出了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正义理论，认为“正义是全部德行的综合体，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②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分配到相等的事物。他把正义分为三种形态，即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正义，其基本原则都是比例平等，这是正义的普遍形式；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和公平可以弥补法律在概念和具体规定上存在的漏洞。还有思想家将正义解释为一种理想的关系。古罗马法学家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决定而恒久的愿望，如西塞罗称正义体现在“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在古罗马形成了合乎正义的三原则，即正直地生活，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在中世纪，神学正义论盛行。神学正义论是从神学的角度对正义进行定义。神学正义论代表圣·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这种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以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中找到，甚至人间最美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正义的“残法”或“镜像”。这种正义只在于上帝之城，而不在此世。③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正义定义为一种习惯，依照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服从上帝就是正义；他还认为“法律就以下几点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合乎正义的，就它们的目的来说，即当它们以公共福利为目标；或就其形式来说即当它们使公民所承担的义务是按公共幸福的程度实行分配时。”④从上我们可以看出，阿奎那的正义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异曲同工，都强调正义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近现代的许多法律思想家对正义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正义始终是人类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及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英国学者斯宾塞将正义归纳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干他所想干的事，但这是以他没有侵犯任何其他人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为条件的。”⑤康德继承了斯宾塞的理论，他认为正义是“任何一种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法律上的正义“只考虑行为的外在方面，而不考虑行为的其他动机”。⑥正义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对洛克、康德等人的正义观念，契约理论进行分析后，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在对于一个“原始状态”进行假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正义所要选择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与他人所享有的同等基本自由不相矛盾，不相冲突；第二：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平等如果说不可避免，且为社会发展所需要则这些不平等必须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差别对待原则（针对最少受益者）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⑦后来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又重新表述了这两个原则：“甲：每一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安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该图式与所有人同样的图式相容，在这一图式中，平等的政治自由能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其公平价值得到保证；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岗位和职位应在机会均等条件平等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⑧在这两个原则中，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种“经济正义论”，强调正义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化。
综上所述，诚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所说：“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问题，不知多少杰出的思想家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仍未解决。”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从根本上讲，凡是符合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的，即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就是正义的。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有经济关系的观念的反映，是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评判及一种理想追求。依据不同的标准，正义有不同分类，如：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仅就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作一分析。
形式正义是一种抽象正义，它不管制度是否正义，只关心制度的实现。因而是一种表面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形式正义就是对原则的坚持，是对体系的服从，如对每个人同样的对待就是形式正义。形式正义论代表佩罗尔曼认为：“所谓形式正义就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动原则。”对每个人来说，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抽掉了正义的实质内容，要求不管人们出自何种目的，不管在何种场合，都要以同种方式待人。正义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同等待人，形式正义就是给予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待遇。实质正义是指每个人根据优点对待，根据工作对待，根据要求对待，根据身份对待，根据法律权利对待等，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由此可以看出法的形式正义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赋予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在乎的是形似的平等、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不着眼于结果是否公平及特殊性。恰与其相反，法的实质正义兼顾了形式与结果的平等与特殊性的强调。
二：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给予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调整的依赖，立法者孜孜以求得以体现形式正义的规则及其实施标准。民法对于任何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都确认其平等，平权的地位，不承认身份和权力的特权，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保证当事人在权利行使和自由活动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自愿接受约束的意思得以实现。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随着组织的深化和扩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国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有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经济法与只调整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或产生于政治国家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与此不同，民商法重视传统、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行政法虽旨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上却确定了行政优先的做法，这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意味。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它不会使任何社会成员的现有处境变坏。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经济理性的总和却往往不等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因为个体的经济理性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也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存在着质的区别。因此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担负的使命使其从出现之处就建立在实质正义的理念基础上。经济法尤其是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公平。这种正义观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经济法正是如此，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由于介入了公权力，使其法律调整手段出现多样化。形式正义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但社会的发展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根据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求。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制度无不体现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实质正义虽是相对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两者并不相背。实质正义包括形式正义的内容，但克服了形式正义产生不公的缺陷。
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有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垄断及出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经济法就会登上舞台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水平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标，只要市场竞争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结果如何都认为是公平的，正义的，所以它是以形式正义为价值目标。经济法是建立在“垂直公平”的理念上，强调现实经济活动中参加者的能力及财力的差异要求对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以实现结果正义，所以经济法所追求的正义才是实质正义。
三：结论
总之，一种法律是否正义在于它是否能维护共同体的善。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民法给每个人主体以平等权利为基础，认为机会均等就算公平，正义。这种正义忽视了市场行为参与者事实上可能存在的不公，如作为买方的单个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地位，如果按民法理念它们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承担同样义务，看似很公平正义，但由于二者资源占有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同样的法律规范规制它们会产生很不公正的后果。但经济法的正义延伸到结果公平正义，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及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调节社会发展的不公，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如国家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和立法正体现这一点。而民法对此无能为力。民法追求形式正义， 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从这点上说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二者分界点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不是相背的，不能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人为的割裂开来，否则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可能背离人们对该法律部门的期待。如果只讲求形式正义，就会出现“这种形式的平等会将某些结果排除掉”。也可以这样说，同等对待相同情况的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平等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处于相同情况的市场个体，有的个体会因为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或资本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步取得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如果该市场个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则限制了竞争，剥夺了其他市场个体的平等竞争机会，该企业已和其他企业不处于相同的竞争地位。这一变化要求法律对该企业进行区别对待，以保证社会公众对形式正义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的期待。从这一角度来讲，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补充和保障。同理，离开了形式正义所讲求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大前提，片面的讲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实质正义，其普遍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只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一个法律部门中充分地结合，才能保证该法律部门在社会的认可和实施。


参考书目
①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2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③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④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0-121页
⑤转引[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5页。
⑥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42页
⑦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⑨转引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公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48号


　　现发布《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代省长　闻世震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４日

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下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简称农民负担，下同）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农村各项事业的建设，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纠正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主管本乡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财政、计划、物价、审计、监察、政府法制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具有下列职责：
　　（一）宣传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监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三）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
　　（四）处理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件；
　　（五）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六）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第二章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七条 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是农民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缴村提留、乡统筹费的，应当依法清欠。
　　第八条 向农民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虚报人均纯收入及其他形式，变相提高规定的限额。
　　第九条 农民平均承包耕地的承包金，计入农民定项限额负担之内。
　　实行专业承包（含果树、蚕场、机动田等）农户缴纳的承包金，扣除该户应当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其余部分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兴办公益事业或者核减农民负担。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对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承担，按照《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执行。
　　第十条 实行农民负担手册登记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于每年5月份以前将村提留、乡统筹费预算方案计算到户，填入农民负担手册。
　　第十一条 收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必须与农民负担手册填入的项目、金额相符，并使用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村提留、乡统筹费专用票据（简称专用票据、下同）。
　　第十二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收取。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将收取的乡统筹费及时上缴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
　　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截止日期为次年1月31日，严禁上打租。
　　第十三条 村提留，应当按照《条例》第七条规定的项目安排使用。
　　乡统筹费，应当按照下列项目安排使用：
　　（一）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人民教育基金），用于民办教师报酬补贴和公用经费补贴；
　　（二）计划生育费，用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节育手术补助及计划生育所需的其他费用；
　　（三）民兵训练费，用于参加军训（指执行军委下达的军训任务）人员的误工补贴、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的补助；
　　（四）优抚费，用于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优待、补助及拥军优属活动开支；
　　（五）乡村道路修建费，用于本乡范围内的乡村道路、桥涵的修建。
　　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供养从乡统筹费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重复列支。
　　第十四条 乡统筹费的使用比例不得超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收取总额的50％。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不得超过乡统筹费的60％。
　　乡人民政府不得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统筹。
　　第十五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应当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项立帐，分项核算，专款专用。
　　乡统筹费的开支，实行预支和实报实销制度。用款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凭经手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原始单据，到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办理报销手续。
　　第十六条 乡人民政府不得将乡统筹费纳入乡级财政资金管理。
　　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平调乡统筹费。

第三章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十七条 农民承担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限额及其使用范围，必须按照《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农民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应当以出劳为主。本人自愿的，也可以以资代劳。以资代劳金按照当地标准工日的工值收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
　　第十九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帐、卡登记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对本年度使用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应当逐户结算。

第四章 其他项目

　　第二十条 禁止非法要求农民出钱、出工、出物、开展各种达标升级竞赛活动。
　　第二十一条 依法向农民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必须持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并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未使用收费许可证和收费票据的，农民有权拒付。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对农民实施罚款和没收财物。依法罚款和没收财物，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印制的罚没票据。未使用罚没票据的，农民有权拒绝。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行政、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公办教师的工资补贴、奖金以及行政、事业单位需要补充的其他经费，均不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第二十四条 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集资，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并按照《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履行审批手续。集资单位应当制作集资文书，并由自愿集资的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签字盖章。集资单位不得对未签字盖章的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收取集资款项。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强行集资。

第五章 举报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五条 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第二十六条 对涉及农民负担的举报案件（简称举报案件、下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案件发生地的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七条 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举报案件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对涉及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书面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执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举报案件的处理，不得推诿，无故拖延。
　　第二十八条 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应当将举报案件的数量和处理情况，定期报告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越权制发有关收费、集资和建立各种基金等加重农民负担文件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撤销或者报请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三十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
　　（一）超项目、超范围使用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
　　（二）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未按照规定程序预决算和未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进行管理以及不接受审计监督的；
　　（三）未建立农民负担手册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账、卡以及未使用专用票据收取村提留、乡统筹费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纠正，退回非法收取、平调的款项：
　　（一）乡人民政府超比例使用乡统筹费或者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统筹的；
　　（二）乡人民政府将乡统筹费纳入财政资金管理的；
　　（三）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平调乡统筹费的。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纠正，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项：
　　（一）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提取额超出规定限额的；
　　（二）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超标准收取以资代劳金的；
　　（三）非法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收费、集资，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和提高收费标准的；
　　（四）强制农民订阅报刊书籍、参加非法定保险的；
　　（五）非法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开展达标升级竞赛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 对举报案件逾期不处理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检举、揭发、抵制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的，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辽宁省人民政府1992年9月21日发布的《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