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绿色壁垒问题
孟昭明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国定路777号 200433）
摘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绿色壁垒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新形式为广大发达国家所利用,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提出了挑战。本文首先分析绿色壁垒的成因、特点及表现形式，接着指出了WTO中涉及到绿色壁垒问题的相关规定，最后指出我国面对绿色壁垒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绿色壁垒 贸易保护 WTO规则
在国际市场行走的中国企业，有一个共同感觉：中国产品出口，面对两道必须突破的关隘，一是“反倾销”，一是“绿色壁垒”。从发展形势看，“绿色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约已经远远超过“反倾销”，成为国货走出国门的最大阻力，对更多准备 “走出去”的企业而言，突破这道关隘，首先必须对绿色壁垒有着充分的认识。那么什么是绿色壁垒呢？ 所谓绿色壁垒（Green Barriers，简称GBs），也称为环境贸易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简称ETBs），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绿色壁垒通常是进出口国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而设置的各种保护措施、法规和标准等，也是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它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以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蓄意制定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不能接受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从而达到贸易保护目的而设置的贸易壁垒。
目前，国际上经常使用的绿色壁垒主要有：第一，“绿色关税”，又称环境进口附加税，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对某些进口产品除征收一般关税外，再加征环境税。第二，“绿色技术标准”，以保护环境的名义，通过立法手段制定苛刻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口。第三，“绿色检疫”，某些国家制定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对商品中农药残留量、放射性物质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要求十分严格，限制或禁止外国产品的进口[1] 。第四，强制性措施，一般是以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环境、方法、过程等不符合本国环境要求为理由，强行禁止某些产品进口。第五，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以另一国违反国际环境条约为理由采取的强制性进口限制措施。第六，环境许可证制度、环境配额等其他形式。其限制的又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如初级产品、粗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客观上保护了发达国家利益，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增加了难度。
WTO建立了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轮谈判，WTO成员的关税被大幅度削减，传统的配额、许可证等数量限制手段也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越来越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新兴的非关税壁垒，对本国的产业进行保护。其中，以环保标准为内容的绿色壁垒更是渐受瞩目[2] 。本文将从绿色壁垒的成因和特点出发，对其进行分析。
一、绿色壁垒的成因
绿色壁垒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和环保运动结合的产物，其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一）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引发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思想根源。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工业化带来的酸雨、荒漠化、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人类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使人、自然、社会重新结合成有机和谐的统一体。于是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关于环境和贸易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限制和约束国际贸易的合法的壁垒,绿色壁垒正是顺应国际贸易生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
（二）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对绿色产品需求的扩大，是绿色壁垒形成的内在原因。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对各种绿色食品、生态能源、无污染产品等绿色消费的比例不断增加。与这种变化相一致，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绿色环保组织，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谈判中更注重环境问题，他们经常采取激烈措施向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施压，要求制定全球统一的人道的绿色的贸易规则。在欧洲一些国家，代表环保组织的绿党开始执政，制定了较高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措施，形成了各种绿色贸易壁垒。1999年西雅图举行的WTO部长会议由于包括环保组织的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的抵制无果而终，反映了环境标准进入多边贸易体制以不可避免。因此，在多哈举行的WTO部长理事会经过谈判达成一致，同意启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
（三）各国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差异，是绿色壁垒产生的客观原因。尽管人们都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在如何实现上却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技术水平较高，其环保要求和标准也较高。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上的限制，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要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绿色壁垒。加上由于世界商品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和标准五花八门，制定同意的全球环保标准难度极大，各国纷纷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制定各自的环保标准，导致绿色认证和执行体系千差万别，间接对他国产品造成了歧视，形成了新的绿色壁垒。
（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WTO规则体系的漏洞，是绿色壁垒产生的根本原因。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压力增加、优势产业空心化等影响，使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理论，在WTO框架内，打开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统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严格执法程序，为其具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和知识经济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不具优势的领域，采取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他们经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征收高额的税收，削减其竞争的价格优势。在市场准入方面，他们高筑环境和技术壁垒，大力提倡绿色贸易，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设置不能达到的标准。由于WTO有关绿色贸易的条款，主要散见于GATT规则第20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协定》、《农产品贸易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等规则中 ，而且规定比较模糊，使争端常常无法可依，许多案件依靠专家组的解释，这些法律的漏洞使绿色壁垒大行其道。
二 、绿色壁垒的特点
虚假性 绿色贸易壁垒一般都打着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幌子，貌似合理，实则是限制进口的不合理的制造贸易障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不平衡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已呈现极大的不平衡性。而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提出过高标准，把发展的不平衡导入国际贸易领域，引致更多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甚至提出远高于国内标准的标准，搞双重标准，这更加剧了不平衡性。
广泛性 绿色保护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资源环境与人类健康有关商品的生产、销售方面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对那些需要达到一定安全、卫生、防污等标准的工业制成品亦提出过高要求。这些绿色保护措施，还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具体实施时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涉及面就更大更深。
坚固性 绿色贸易壁垒抓住人们高消费时关注生态环境的心理，根据本国市场和消费者的情况超高标准制定，先人为主，制造进口品的消费障碍，具有坚固的限制进口的堡垒作用。
隐蔽性 种种绿色贸易壁垒借环境保护之名，隐蔽于具体的贸易法规规定、国际公约的执行过程之中，使出口方往往难以预见具体的内容及其变化，难以适从。
较强的技术性 即对产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处理过程的鉴定都包括较多的技术性成分。
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各国的环保标准不统一，可选择的余地大。
一定的歧视性 有些国家往往根据自身与其他各国的具体贸易状况采取不同的手段使国民待遇原则受到扭曲。
影响的严重性 绿色壁垒一旦生效，其效应较之关税壁垒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种措施容易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多个国家，产生连锁反应。
争议性大 由于涉及面广，标准又不统一，隐蔽性与合法性相互交织，往往容易产生分歧，难以协调。
三、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包装与标签要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目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主要有环境标志、生态（或绿色）包装、环境技术标准以及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或区域性环境保护公约。目前国际社会已制定了150多个环境与资源保护公约。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2、国别环保法规。国别环保法规是指主要发达国家在空气污染防治、废弃物污染防治、化学品管理、农药管理、自然资源和动植物保护等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许多产品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如食品农药残留标准、纺织品环境标准等。
3、绿色标志制度。绿色环境标志是一种由专门机构颁发的证明产品达到环境标准的一种图形标志。标志获得者可以把标志印在或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表示该产品不仅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使用后处理的各个环节都符合环保要求。
4、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生或再利用，易于自然分解，不污染环境的包装，如可再生回收再循环包装、多功能包装、以纸代塑包装等。
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卫生检疫是指对进口产品是否符合安全卫生标准进行的检测。重点是对涉及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农药残留量、放射性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进行的检测。如美国的《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公共卫生服务法》；日本的《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等都对强制性检验检疫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绿色壁垒在WTO中的法律依据
WTO关于绿色壁垒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协议中：
1、绿色壁垒在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被《关贸总协定1994》所代替）。《关贸总协定1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一下措施：……(b)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g) 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结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3] 该条款赋予各成员以“环保例外权”，即各成员有权以“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为理由而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这正是绿色壁垒存在的依据。
2、《补贴与反补贴协议》（SCM）。该协议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和内容，把补贴分为禁止性的、可申诉的和不可申诉的补贴等三类，其中“按新的环保要求，促进设备改造，而对企业负担给予的资助”为不可申诉的补贴，这为绿色补贴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是，一些进口国经常以绿色补贴引起了受补贴产品的价格扭曲、损害本国产业为由，按照本国的《反补贴法》征收反补贴税。由于WTO没有详细规定哪些绿色补贴合法，很容易产生贸易冲突。美国就曾以环境补贴为由对巴西的人造胶鞋和加拿大的速冻牛肉提出了反补贴申诉
3、《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该协议规定各国有关卫生和动植物检疫领域的法律法规、检验方法及检疫措施，要符合WTO的非歧视待遇和透明度原则，以国际标准为基础。但是，该协议也引入了“预防原则”，既在找不到“科学依据”时，可以临时性地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这就为一些国家设立复杂苛刻的绿色检疫壁垒大开方便之门。在“欧共体-有关肉类和肉类制品（荷尔蒙）的措施”[4] 一案中，欧共体曾以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会危害人体健康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美国认为欧共体决定没有科学依据，将争端诉诸WTO，结果欧共体败诉[5] 。
4、《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该协议规定各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要体现非歧视和透明度的原则，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进行必要的协调，对贸易影响最小。同时，也允许任何成员方采取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必要技术措施，可以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于是，发达国家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的高技术标准，对技术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歧视。英国食品标准机构就以发现酱油中有致癌物质为由，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泰国等地的酱油。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对药品规定了不同的技术要求，外国药品进口必须经所有成员国检验，漫长的过程加重了进口负担，削减了竞争力。
绿色壁垒从根本上违反了WTO基本原则。一是高标准的环境标准、环境成本内化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丧失比较优势，WTO自由贸易的目标失去了根基；二是复杂苛刻的环保要求，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造成事实上的歧视，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三是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历史上破坏环境的成本，既不合理，也不符合WTO公平贸易的原则；四是发达国家统一实施环保标准，WTO主张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与特殊待遇无法体现。另外，由于国际上缺乏有效机制裁定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争端，发达国家就采用国内的一整套环境法规监管国际贸易，单边措施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对WTO的多边体制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由于深切体会到环境破坏的影响，中国已经高度认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是，发达国家将环境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作为新的贸易壁垒的做法，对我国构成了严峻挑战。我国的出口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高能耗、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是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如果采取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符合环境要求的产品及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必将提高产品的成本，最终影响我国的出口。
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消极回避和强烈抵制都是不可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将金融服务、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涉及其重大利益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尽管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但是到乌拉圭回合结束，这些问题都成为WTO协议的一部分，可见国际经济关系北强南弱的格局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微弱的。西雅图谈判以来，与环境有关的贸易问题的谈判将不可避免，我们应当未雨稠缪，积极准备，主动介入，在WTO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
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政府
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泸市府发[2011]1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泸州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
泸州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加强和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泸州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泸州市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在决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项前所开展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重大事项，是指我市范围内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和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重大活动等事项。
本细则所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在重大事项决定前，对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实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的行为。
第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相关部门、单位为责任主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循法治、民主、科学的原则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第六条 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和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重大活动等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第七条 评估的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一）涉及职工分流或职工利益变动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改制、重组、上市、拆迁等事项;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事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职工收入分配制度重大改革事项;
（二）涉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及促进就业政策等重大调整;社会救助政策重大调整等;
（三）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重大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居民安置等政策重大调整，房地产市场、物业服务管理等政策重大调整;
（四）水、电、燃气、粮食、公共交通、教育、医疗、药品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重大调整;
（五）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及农民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和移民安置等方面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
（六）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恶化或加大污染物排放的重大建设项目等;
（七）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的预警防控方案;食品、药品安全预警防控监测方案;重大安全、质量事故处置;洪水、干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后的重要恢复重建项目建设;
（八）涉及人员多、敏感性强，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重大活动;
（九）可能引发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事项;
（十）有关民生问题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十一）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各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按照前款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具体事项。
第八条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规定;
（二）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台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
（三）是否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或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影响;
（四）是否存在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
（五）是否有相应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
（六）是否存在其他不稳定隐患。
第九条 决策提出、政策起草、项目报建、改革牵头或工作实施的部门、单位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牵头组织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重点责任主体及其职责包括：
（一）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重大改革决策、物价调整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二）农业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对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涉农事业单位改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种子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三）教育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校区建设、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招生就业、教师待遇、职称评聘、学校后勤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对涉劳、涉保事务中的劳动关系调整、社会保险、企业军转干部、就业和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五）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六）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事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七）住房城乡规划建设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对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中的城镇房屋拆迁、房地产交易、物业管理等政策、城乡规划重大调整、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建监察执法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八）水务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对涉水事务中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水利重点项目建设、水管单位机构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九）卫生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中的拟上重大卫生民生工程及拟实施医药卫生改革、医疗纠纷处理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十）城乡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对管辖范围内的市政、环卫设施规划管理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决策规划、城市容貌、环境卫生管理、城管执法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十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关闭、破产涉及的产权转让、资产处置以及人员分流、安置等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其他责任主体应根据其职能职责牵头负责组织实施相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确定评估项目。原则上由责任主体根据本细则第七条规定所涉及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确定，也可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二）组织实施评估。根据评估项目建立相应的评估小组，具体组织实施评估工作。可以邀请中介组织、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代表参加评估。评估工作应准确把握评估重点，合理制订评估方案，努力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座谈走访、听证会、联席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对涉及国家秘密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三）认真分析预测。在收集掌握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对评估事项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所涉及的人员、范围和剧烈程度进行风险分析预测。作出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大风险的风险评价，对复杂疑难或专业性强的评估事项，应当视情况征求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四）形成评估结论。评估小组形成评估报告，并根据社会稳定风险大小和可控程度提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
第十一条 评估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对本细则第八条规定的各项评估内容的评价；
（三）群众的反映、有关部门及专家的意见；
（四）应对措施、化解方案和应急预案；
（五）评估结论及建议；
（六）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第十二条 评估报告由责任主体进行审定，作出实施、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决定，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报同级人民政府维稳、信访部门备案。需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行审议，并作出实施、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决定。
第十三条 重大事项实施、部分实施的情形包括：
（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经过公示和民意测评，获得大多数群众认同的；
（三）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小组成员意见一致或基本一致；
（四）排查发现的矛盾和稳定隐患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和控制的。
第十四条 重大事项暂缓实施的情形包括：
（一）社会稳定方面存在重大隐患的；
（二）经过民意测评，绝大多数群众暂时未认同的；
（三）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小组成员对主要问题的处理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
（四）存在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暂时无法化解消除，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实施的；
（五）其他应当暂缓实施的情形。
第十五条 重大事项不实施的情形包括：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
（二）可能引起大多数群众不满而酿成重大稳定隐患的；
（三）对排查出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化解的；
（四）其他应当不予实施的情形。
第十六条 责任主体对作出实施或部分实施决定，但又存在一定风险的重大事项，应当按应对措施和预案开展化解风险工作。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责令限期改正和批评教育；情节较重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或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的，对行政机关实施问责，对非行政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一）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事项而未实施评估的；
（二）在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三）未按照本细则进行评估的；
（四）未按照化解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展工作的。
第十八条 各责任主体应当根据本细则制定相应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项办法，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出台、实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重大事项的经济组织或社会团体，是该重大事项的责任主体，应当参照本细则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2011年8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