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

吉政发〔１９８６〕５０号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消灭家畜家禽（以下简称畜禽）传染病（包括寄生虫病，下同），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和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畜牧局主管全省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市、地、州、县畜牧部门和乡（镇）政府主管本地的畜禽防疫、检疫及兽医卫生工作。
县以上（含县，下同）畜牧兽医站、检疫站及驻铁路、公路、机场的检疫单位（以下统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乡（镇）畜牧兽医站具体负责所辖区域内畜禽、畜禽产品的防疫、检疫和兽医卫生工作。各级畜禽、畜禽产品的防疫、检疫和兽医卫生工作，必须接受畜牧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传染病，除《细则》第三条规定的，还有属于二类传染病的仔猪副伤寒、犬瘟热、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属于三类传染病的鸡组织滴虫病。
第四条 经营屠宰业的单位和专业户，必须具有屠宰间、消毒设备、急宰及病畜禽肉、污水、粪便、垫草、污物等无害化处理的条件，并由县以上畜牧部门验收发给兽医卫生合格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准开业。
第五条 除县级以上大中型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外，凡屠宰的畜禽，须经当地农牧部门的兽医检疫员或委托单位进行宰前检疫、宰后检验，并加盖验讫印章，出具检疫证明后，方准出售。自宰自食的生猪（羊）由当地乡、村兽医或防疫员实施宰前宰后检疫（验）工作。
第六条 饲养、经营、屠宰、加工、运输畜禽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发现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二、三类畜禽传染病时，应在兽医检疫人员的监督指导下，根据其危害程度、环境和场所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一）在畜禽饲养场发现的，要根据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和防治情况，采取检疫、隔离、治疗、预防接种、净化清群、捕杀畜禽等综合性防治措施。
（二）屠宰、加工畜禽、畜禽产品时发现的，经营者要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的规定处理。
（三）运输过程中发现的，营运者要停止运输，并立即报告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乡（镇）畜牧兽医站，按《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理。
（四）在交易市场和农贸市场发现的，要立即停止交易和出售，由原单位或饲养户，在当地兽医人员监督下按有关规定处理。
对危害严重或本地新发生的二、三类畜禽传染病，按一类传染病处理。
第七条 饭店、熟食加工点、招待所、食堂等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加工、销售未经兽医卫生人员检疫、检验的畜禽、畜禽产品；严禁买卖、食用病腐肉；对病腐肉要作无害化处理。
第八条 各级畜牧部门和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每年要组织一次评比，对模范遵守并执行《条例》、《细则》的本《办法》，在防疫、检疫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奖励费可从防、检疫收费中解决。
第九条 对违犯《条例》、《细则》和本《办法》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由畜牧部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吊销兽医卫生合格证等处罚，直至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触犯刑律的，交司法机关依法追加究刑事责任。
（一）对进入农贸市场和交易市场无注射和检疫证明的畜禽 、畜禽产品，必须补检，重检和注射，加倍收费。
（二）对拒绝实施防疫、检疫的，按每头（只）一到十元罚款。
（三）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其他经营畜禽的单位和个人，违犯《细则》第十一条的，罚款一百至二千元。
（四）对违犯《细则》第十三、十四条规定，致使环境污染、疫情蔓延的单位和个人，罚款一百至五百元。
（五）违犯《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没有检疫证、注射证而交易、出售牲畜的单位或个人，按每头五十到一百元罚款，造成疫情蔓延的，要赔偿经济损失，并加倍罚款。
（六）对违犯《细则》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条规定，不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检疫、检验，随意屠宰、无证上市销售畜禽、畜禽产品的，每百斤罚款十至五十元。对出售病、死畜禽肉者，加倍罚款。违犯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要赔尝经济损失，并对其处以五十至二百元的
罚款。
（七）对违犯《细则》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无证起运的，对畜（货）主罚款一百至三百元；对承运者，罚款五十至一百元。
（八）对饲养、生产、经营屠宰、加工、运输畜禽、畜禽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违犯《细则》第二十七条时，罚款十至一百元，造成疫情蔓延的加倍罚款。
（九）对违犯《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罚款十至一百元；造成重大损失的，加倍罚款。违犯《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罚款一百至一千元。
（十）对涂改、转让、伪造、买卖防疫和检疫证件的，除缴销证件，扣留畜禽、畜禽产品外，并对双方处以证件所指畜禽、畜禽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罚款。
（十一）对谩骂、殴打执行任务的兽医卫生检疫员，阻碍检疫人员执行检疫工作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触犯刑律的，交司法机关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第十条 对违犯《条例》、《细则》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防疫、检疫工作人员，分别情况给予下列处罚：
（一）对不经检疫或不坚持判定标准，为被检畜禽、畜禽产品开具健康证明的，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降薪处分。
（二）对执行《细则》和本《办法》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扩散疫源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制裁、撤销职务，直至开除公职处分。
（三）对收受贿赂，使病畜禽、畜禽产品达到交易、运输、屠宰和加工目的的，没收所得贿赂，并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防疫、检疫队伍建设，充实配备技术力量。县级以上配备兽医卫生监督员。监督员的条件是：具有兽医大专毕业工作二年或兽医中专毕业工作五年以上实践经验，有较高技术水平，并能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熟悉兽医业务。兽医卫生检疫员的配备按《细则》
第二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畜牧部门的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和乡畜牧兽医站进行防疫、检疫、消毒工作的收费办法和标准，按省农牧厅、省物价局（85）吉农牧畜联字37号文执行。
第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畜牧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86年4月15日
昭彰现代刑罚理念：严酷背后的温情——重刑主义观念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影响

周丽君　吴思博


摘要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理性的进步，行刑社会化及刑罚轻缓化的发展，社区矫正为代表的非监禁刑必将取代监禁刑占据刑罚执行体系的主导地位。目前，社区矫正在我国处于本土化的探索阶段，传统的重刑主义观念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工作推进的关键因素，体现为司法机关不积极适用，社区群众不主动参与，服刑人员自身难以认同等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社区矫正的优势阐述说明重刑主义观念是制约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推进的关键因素，同时对变革重刑主义观念的实践途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社区矫正；重刑主义；再社会化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中，由国家机关领导，在社会专业工作者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法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罪犯心理及其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再社会化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成果,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在工作理念、制度和措施还处于借鉴学习和探索实践阶段，“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 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创新活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善新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社区矫正的优势

　　社区矫正符合刑罚轻缓化、非监禁化趋势及刑罚执行社会化、开放化和刑罚效益原则的要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及旺盛的生命力。

（一）社区矫正符合刑罚轻刑化、非监禁化趋势，为中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提供思路。

　　自清末确立以徒刑为主的刑罚制度以来，近百年我国的刑罚仅增加了死刑缓期执行的方式和创制了管制刑，自由刑执行方式相当单一，监禁刑始终处于刑罚中心地位。【2】 而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符合刑罚文明化、人道化、轻缓化的发展趋势，符合刑罚经济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必然途径，有利于犯罪人重回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狱拥挤问题。这种不剥夺自由的非监禁刑将开始改变几千年来在中国刑罚体系中的陪衬地位，成为与监禁刑并列的主要刑种。这种改变为探索中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开辟了刑事司法的新领域。

（二）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有利于罪犯再社会化和回归社会。

　　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不离开家庭，不离开工作、生活、学习的环境，将其置于社区内服刑，使其像普通人一样与社会保持联系，为其再社会化提供环境和条件，同时又可以有效的避免监禁刑因集中关押而造成的交叉感染。此外，社区服刑人员为社区提供的无薪服务，一方面可以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有利于犯罪人反思自己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培养其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使其自觉悔过，自我矫正；另一方面社区服刑人员所创造的劳动成果不仅可以补偿被害人，也可以使社区居民直接受益，有利于社区群众对服刑人员的接纳、认同，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三）社区矫正有利于缓解监狱行刑的压力，且节约国家行刑成本。

　　在“严打”的刑事政策下，我国长期运行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适用模式，导致监狱押犯饱满、监狱拥挤问题，刑罚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如果按照这样的刑事政策继续发展，我国监狱内的在押犯将会翻番，在国家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投资新的监狱或对原有监狱扩充的情况下，通过对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适用，社区矫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监狱拥挤问题。
　　此外，监禁刑的运行成本是十分昂贵的。据统计，我国每一名罪犯一年投入改造所需费用不低于5000元。如果以全国百万罪犯数字计，我国每年在罪犯矫正方面的投入就需500多亿。【3】 国家对监狱改造的投入越来越多，但由于监狱内在押犯骤增，许多监狱的财政不足，作为改造手段的监狱服刑人员的劳动现已经作为监狱生存和发展的途径，这就大大影响了罪犯的矫治质量。社区矫正的推行，可以极大的降低行刑成本，因为社区矫正本身的经济成本比较低，一般不超过监狱运行成本的20%。【4】
　　由此可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监禁矫正的不足，克服监禁矫正导致的行刑目的与手段相矛盾的弊端，让罪犯在不脱离社区环境的条件下进行教育矫治，从根本上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同时，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文明化、轻缓化的表现形式，可以与监禁刑共同构成我国刑罚执行体系，此外，从刑罚经济学角度来讲，社区矫正可以分流一部分罪犯，缓解监禁矫正的压力，减少国家司法资源及行刑成本。

二、重刑主义观念是制约社区矫正推进的关键因素

　　社区矫正在我国正处于本土化的探索阶段，是一个新生事物，深入推行有利于发展此种行刑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方式，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做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上的接受和认可。长期以来，我国受重刑主义、同态复仇观念的影响，面对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理性化、人性化的社区矫正，让人们在短时期内接受并积极参与是有一定困难。目前，从试点地区情况来看，重刑主义观念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和全面深化的观念性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司法机关受重刑主义的影响，不积极适用社区矫正。

　　由于我国长期受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导致立法和司法行政领域都不积极适用社区矫正，如在立法层面，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与西方有些国家法律已经明确废除死刑，或者虽然法律规定有死刑刑罚，但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未执行过死刑的国家相比较，便充分说明了我国立法机关深受重刑主义影响；在司法层面上，具体的执法情形更足以体现严厉性、报复性、惩罚性，假释、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
　　“人们把死刑以及惩罚性、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问题的首选对策，认为只有这样隔离排害才能保卫社会公众安全，而认为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年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5】 虽然有些地方监狱拥挤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被判管制、缓刑和被裁定假释者的数量非常少。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制度，但由于一直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加上司法机关深受重刑观念的影响，抱有“刑罚就是关押”、“只有刑罚才能稳定”、“罪犯改造是监狱的事”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非监禁性的刑罚。
　　古往今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犯罪是一种绝对的恶，犯罪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给被害人造成难以挽回的物质损失和不可抹去的心灵创痛。犯罪破坏社会秩序，打乱社会和谐，冲击社会伦常，腐蚀人们心灵。出于本能的义愤，民众对犯罪深恶痛绝，除尽而后快。司法机关也不遗余力地以致力于严厉打击犯罪甚至要消灭犯罪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本应持中立、独立和理性立场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难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而从犯罪是有害的、丑恶的和令人憎恶的常识出发，将犯罪诠解为绝对的恶，片面的追求理想中的“除恶务尽”的效果，不惜一切代价遏制犯罪，甚至还有人提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犯罪。因此，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将在监狱外行刑的比例控制的很紧，宁可多减刑，也不愿适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导致我国非监禁刑的适用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很多人身危害性不大，或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禁改造后，再犯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的犯罪人，仍然被关在监狱，即浪费国家的刑罚资源，同时又不利于这部分人复归社会。

（二）社区居民受重刑主义影响，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刑法轻缓化、刑罚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将罪犯视为朋友，并以善良宽容之心和理性智慧换求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群体的刑罚方式，它不仅要求国家立法机关、执法机关给予支持，也要有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社会参与性是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的根本区别。只有广大社会群众奉献出自己爱与关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为社区矫正成长培养肥沃的“文化土壤”。但我国社会成员长期受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阶级崇尚刑法，重视刑罚。在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都采用刑罚的手段。 在重刑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复仇意识、复仇观念根植在我国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心中，导致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痛恨，希望对其严惩不贷，希望司法机关将其长期封闭关押甚至判处死刑，而实际上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本能保护，正如吴宗宪所说， “从犯罪学和被害人的角度讲，社会上的每个一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他们都有可能遭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这种担心和考虑，使得人们有可能设身处地的思考对实际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态度和反应等问题。既然已经有人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那么，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侵害。为了避免自己也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就必须对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处以重刑，以便威慑更多的潜在犯罪人不敢实施犯罪行为” 。
　　人们过于迷信监禁刑的威慑功能，同时复仇心理使得人们认为犯罪就要坐牢，对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措施，许多百姓不能完全理解，认为犯罪人既然已经犯罪就要贴上不同于普通人的犯罪人标签，认为只有将罪犯关押起来，才能威慑罪犯和阻止其进一步犯罪。在他们眼里，犯罪人是应该被唾弃和轻视的，给犯罪人出路就是鼓励犯罪。

（三）社区服刑人员受“犯罪标签”影响，导致角色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