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城市房产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2006年10月17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6年11月13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公布 自2006年12月13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房产交易市场管理，维护房产交易秩序，保护房产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房产交易及其管理。
第三条 在本市依法取得房产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房产管理机构登记，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第四条 房产转让、抵押、出租的，其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出租。
第五条 房产交易人应当如实申报交易价格，按规定缴纳税费。
第六条 发布房产广告，应当遵守房产广告发布的相关规定，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
第七条 市建设局是本市城市房产交易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县（市）、区房产管理部门是所在县（市）、区城市房产交易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处及各县（市）、区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机构分别负责市、县（市）、区房产交易的日常管理工作（以下简称房产管理机构）。
土地、工商、财政、物价、税务、国有资产、金融、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房产交易管理工作。
第二章 房产转让、交换
第八条 房产转让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房产转让当事人应当在房屋产权转让合同签订后90日内，持下列材料向房产所在地的房产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房产管理机构审核后，对符合交易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发给受让人《房屋所有权证》。
（一）《房屋所有权证》；
（二）当事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书面委托证明；
（三）《房地产转让合同》；
（四）国有房产需提交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授权部门的批准手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产需提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集体企业的房产需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及主管部门同意文件；
（五）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产，禁止转让、交换：
（一）未依法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
（二）权属有争议或者权属证书与标的物不符的；
（三）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产权利的；
（四）共同共有房产，未经其他共有权人书面同意的；
（五）设定抵押权的房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房产权利人转让租赁期限未满的房产时，应当提前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房产权利人转让共有房产时，以房产权利人所占份额为限；共同共有的房产，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书面同意，转让人为全体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共有权人的优先购买权优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第十一条 商品房预购人不得将购买的未竣工的商品房再行转让，商品房建设单位不得为预购人变更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房产交换，应当签订《房产交换合同》并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登记手续；房地产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房产交换当事人未到房地产管理机构进行房产交换登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及其他房管单位不得为其办理更名手续。
第十四条 办理房产交换登记手续，应当出具《房地产交换合同》、当事人身份证件，还应区分下列情形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产所有权交换的，应当提供当事双方的《房屋所有权证》；
（二）国有房产需提交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授权部门的批准手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房产需提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集体企业房产需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及主管部门同意文件；
（三）共有房产的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书面证明；
（四）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三章 房产租赁
第十五条 房产所有权人做为出租人，以出租柜台、橱窗、场地、地下构筑物或者以联营、入股、合作、承包等方式，提供房产或者其附属设施，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提供给他人从事经营活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视为房产租赁。
第十六条 房产租赁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备案，经房地产管理机构核准后5日内颁发《房屋租赁证》。
第十七条 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时，租赁当事人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
（二）书面租赁合同；
（三）当事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书面委托证明（依法公证）；
（四）共有房产租赁的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书面证明；
（五）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十八条 经房产权利人书面同意，承租人可以转租房产。转租房产应当签订转租合同并依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到房地产管理机构登记备案。
第十九条 房产租赁合同有效期满或者提前终止，出租人、承租人应当共同对房产及设备进行现场检查，双方无异议后签署书面意见并应当在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租赁注销手续。
第二十条 房产租赁合同变更，当事人应当在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登记备案；房地产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变更登记。
第四章 房产抵押、典当
第二十一条 房产抵押当事人应当签订《房产抵押合同》，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房地产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抵押登记并发给当事人《房屋他项权证》。
第二十二条 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当事人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购买商品房的合法有效手续；
（二）当事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书面委托证明；
（三）共有房产抵押的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书面证明；
（四）《借款合同》；
（五）《房产抵押合同》；
（六）可证明房产价格的资料；
（七）国有房产需提交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授权部门的批准手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产需提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集体企业的房产需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及主管部门同意文件；
（八）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三条 以按份额共有房产设定抵押的，抵押人应当书面通知其他共有人并以抵押人所占份额为限；以共同共有房产设定抵押的，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书面同意，共有人为抵押人。
第二十四条 变更、解除或者终止抵押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在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房地产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办理。
第二十五条 抵押人为法人等组织的，其分立、合并、更名应当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抵押人为自然人且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其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自取得继承或领受遗赠有效证件之日起9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抵押变更手续。
第二十六条 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不得对抵押物拆建、改变使用用途、分割或者以其他形式进行损害抵押权的处分。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房产典当当事人应当签订《房地产典当合同》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机构登记备案；房地产管理机构核准后，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办理。
第二十八条 办理房产典当登记，当事人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或购买商品房的合法有效手续；
（二）当事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书面委托证明；
（三）共有房产典当的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书面证明；
（四）《房地产典当合同》；
（五）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九条 典期届满，出典人在合理期限内或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回赎，视为绝卖。承典人可以持原典当合同或生效的司法文书到房产所在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产，不得进行抵押或典当：
（一）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购买商品房的合法有效手续的；
（二）房产权属有争议的；
（三）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产权利的；
（四）共有房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五）已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
（六）已销售的商品房；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抵押、典当的。
抵押在先，其后被依法列入拆迁范围的，抵押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抵押权人，抵押双方可重新设定担保，也可依法清理债权债务，解除原抵押合同。
第五章 商品房预（销）售管理
第三十一条 预（销）售商品房，应当向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预（销）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本市中心城区内新建商品房的预（销）售一律实行合同网上备案，并由房产管理机构核发《购买商品房登记备案介绍信》。凡在网上公布的可供预（销）售的商品房，购房人要求购买的，销售人不得拒绝。
本条所称中心城区，系指龙沙、铁锋、建华三区。
第三十三条 商品房销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网上公布的商品房信息及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协商拟定合同条款。销售合同经当事人双方确认后，由销售人通过网上操作系统，将合同文本发送房地产管理机构备案并进行房产登记申请。
第三十四条 商品房购买人在购买商品房时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到房产管理机构办理产权登记。房产管理机构核准后，对符合规定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5日内予以办理。
第三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商品房。未按期交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因不可抗力或者因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原因需延期交付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购买人。
第三十七条 商品房购买人办理产权登记，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购买商品房登记备案介绍信》；
（二）《黑龙江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
（四）当事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证明文件；
（五）其他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提供的证明文件。
第六章 房地产中介服务
第三十八条 设立房地产经纪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30日内，持营业执照副本，向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房地产经纪服务人员须加入房地产经纪服务机构，方可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不得以个人名义接受客户委托。
第三十九条 房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参照当地市场流通指导价格进行评估。房产交易的市场流通指导价格、房地产重置价格，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定期确定并公布。
第四十条 法院强制执行的房产，应当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价格。
第四十一条 设定房产抵押时，抵押房产的价值可以由抵押当事人协商确定，也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与申办评估项目的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必须按照评估程序和评估标准进行评估，不得故意抬高或者压低标的物的价格。
房产权利人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时，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不得向他人泄露评估结果和委托人的技术、商业秘密等。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房地产拆迁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5日内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房地产评估价格鉴定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四十四条 房地产测绘人员应当保证测绘成果的完整、准确，不得违规测绘、弄虚作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测绘单位应对其测绘成果负全部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产权利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委托房地产测绘单位进行测绘：
（一）申请产权初始登记的房产；
（二）自然状况发生变化的房产；
（三）房产权利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要求测绘的房产。
房产管理中需要的测绘，由房产管理机构委托房地产测绘单位进行。
第四十六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中介服务人员实行年审制度。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中介服务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接受审核。未经过年度审核的，不得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
第四十七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接受客户委托应当签订委托合同，明确佣金标准、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中介服务人员个人不得直接向委托人收取佣金，佣金必须由中介服务机构统一收取。
第四十八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季度向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业务统计表。
第四十九条 发布房产市场信息广告，必须在广告发布前持有关证件到房产管理机构进行审查登记，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发布。
第五十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从事中介服务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标准收费；
（二）拒交、拖欠有关费用；
（三）伪造、涂改、转让、转借有关证件；
（四）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权益；
（五）弄虚做假，损害当事人权益；
（六）索要、收取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财物；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权限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交易行为无效，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造成第三人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二）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销售单位处以违法销售额1％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1万元。
（三）违反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有关部门批准文件无效。对违法设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
（四）违反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对当事人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建议有关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其估价资格证书。
（五）违反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因房产交易发生纠纷的，可以依据合同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房产交易行政主管部门和房产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涉外房产交易市场的管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适用本办法。
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的房产交易，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12月13日起施行。


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