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建立执行工作垂直管理体系探析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黑龙江省高院关于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执行权横向运行基本模式，即在执行局内设的执行一庭、执行二庭之间分别行使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并对实施权限、裁决权限进行细化。规定的实施改变了过去执行实践中，执行员包揽执行活动全过程的现象，有效控制了执行人员滥用或怠于采取执行措施，随意变更追加主体，草率处理案外人异议等问题。基层法院实行二权分立，不仅提高案件质量、案件效率，而且有利于保持执行队伍的清正廉洁，使执行工作走向了规范化的道路，有效遏制执行乱、缓解了执行难。
笔者所在法院地处边陲，是中院辖区6个基层法院之一。我们针对执行人员相对较少、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辖区面积较大、执行装备相对落后的情况，在基层法院执行局设立执行庭和临时组成裁决庭。在法庭成立了执行实施组，法庭执行人员由法庭和执行局双层领导，负责实施法庭审结的执行案件，执行实施组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需裁决的事项，同执行局实施庭一样，由执行实施承办人完备有关证据材料，提出执行裁决建议，制作执行报告，随同执行实施卷宗移送执行裁决组办理。每年基层法院裁决执行案件占基层法院受案总数的5%左右，工作量相对较少。

一、实行二权分立所反映不足之处

（一）分权过细，影响执行工作快捷性要求。执行工作不同于审判工作，它最大特点是迅速及时、追求效率。为了保障执行的效率，执行权宜以集中为原则，执行权分解得越细，环节就越多，虽然能加强对廉洁公正的保障作用，但影响执行的效率。规定由裁决庭裁判的内容过多，程序过于细化。

（二）执行局领导之下的执行机构内部分权，权力滥用问题未能得到充分的预防。执行权划分的目的在于实现执行内部的制约与平衡，这两种权力虽然由两个庭行使，其实仍由同一执行机构行使，这种划分没有达到真正二权分立的目的。

（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监督权没有充分发挥，还局限于过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没有真正实现对执行案件、执行力量的统一领导、管理和指挥。由于执行机构隶属地方法院，地方法院的人、权、物受地方人大、政府等相关部门控制、制约。执行案件伴随地方色彩。上级法院交办、督办的案件，下级法院拖着不办的原因并不是不办，而是不敢硬办。

二、执行体制改革的构想

人民法院执行体制改革必须从纵向和横向方向全面改革，纵向改革就是将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从地方法院单列出来，成立单独的执行事务局或执行法院。对人、权、物实行垂直管理，真正建立起省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监督的机制。横向上对执行权中的实施权和裁决权进行彻底分立，执行事务局只负责执行实施权。

（一）执行队伍垂直管理势在必行

2000年以来，我省率先在执行庭的基础上成立了执行局。由庭变局一字之差，却使执行工作发生质的变化，执行人员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更加重视法院执行工作。伴随法院一系列执行方式、执行方法、执行体制的改革，法院执行乱、执行难的现象基本得到缓解。但通过实践，觉得改革仍然不彻底，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干扰执行的现象仍在发生，执行法官的待遇有待提高，执行法官积极性仍然没有充分发挥等。基层法院执行机构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地方法院执行法官（审判员）的任命归地方人大，晋升归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工资及办案经费归地方政府财政。导致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司法、公正裁判，执行案件受制于地方干扰。

要想使人民法院独立司法，要想实现高级法院对执行工作真正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必须将中院、基层院两级法院执行机构中的人、财、物统一到省高院。执行人员的工资由省财政支付，执行人员的任命、调动，由省高院从执行机构所在的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择优选择。法律规定审判人员的任免归地方人大，但对执行员没有要求。地方人大若免去执行人员的审判员资格，可以先由高级法院免去执行员资格。执行机构的执行装备由省高院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对执行案件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建立全省统一的执行案件立案信息库。

另外，为维护实施权的顺利实施，更能体现出强制力和震慑力，应将法警队三分之二的人员置于执行机构领导之下，以协助送达和协助执行。

再者，省高院在对执行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对执行队伍管理上来。水无落差不会流动，社会无竞争就不会前进。法院执行工作不同于审判工作公开公正性强，执行工作的好坏，一方面与外界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与执行员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及内部管理体制有关。因此，必须打破现在办案大锅饭的现象，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管理机制。只有执行人员有危机感、责任感，那时执行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执行裁决权应从执行机构中分立出去

民事执行行为包括单纯的执行行为和执行救济行为。执行裁决行为属于执行救济行为，执行实施行为属于单纯的执行行为。根据基层法院的自身特点，实行执行权二权分立制度，更能切实反映执行机构设置的优势。但是执行机构应将执行裁决权从执行机构中拨离到法院民庭，独立于执行机构之外，成立执行裁判庭，负责裁判法官的人、权、物归地方法院。使二权真正分立，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目的。

执行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执行机构人员不同于审判人员，在执行程序中直接由执行员行使裁决权不符合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况且在执行机构一长统管之下，两权分立，实则明分暗不分，仍不能杜绝一权滥用的现象。执行裁决庭不能超越授权范围来行使权力，不能主动行使裁判权，当事人或执行机构对裁判结果有申请复议和上诉的权利。裁判庭裁决的案件范围应限制在执行实施中需对当事人权利主体扩张进行实体上审查的方面，即审查裁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归属所提出的异议、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及当事人对执行员作出的其它裁决不服的裁判。凡未明确赋予执行裁判庭的权力均应由执行机构行使。

执行机构行使实施权时，执行法官可以组成合议庭审查处理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是否不予执行，以及生效法律文书是否确有错误而不应执行。对委托评估、拍卖、变卖和执行分配争议进行裁决，对中止、终结执行和通过发放债权凭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同时赋予复议的权利。
原载于《中国法院网》

论我国是否具备颁布《民法典》的条件

翟鸣飞

内容提要：自从2002年底颁布了民法典（草案）以来，学者多对此草案进行了体例和内容的分析及讨论，但笔者从理论准备、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民法典本身的问题出发，认为目前我国制定民法典尚未合时宜。且提出我国目前对于民法典的颁布过程，应采取按步骤先颁布单部法律，在颁布单部法律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同时通过颁布单部法律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以及加强民众对私权利的保护观念，之后汇编成完备成熟的民法典的观点。
关键字：民法典 理论准备 法律意识

自从立法机关于2002年10月编纂了民法（草案），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该草案以来，引起了学者对此的广泛讨论，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我国的民法典制定是符合时宜的，然后就民法典的体例、编制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讨论、建议等等，但是我国颁布民法典真的符合时宜吗？笔者对此有所怀疑。诚然，民法典的颁布和编纂确实是国家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果民法典能够顺利颁布，确实在法制建设中向依法治国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自从2002年末《民法典（草案）》提出后，迟迟未能颁布，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现在目前阶段颁布《民法典（草案）》还不符合时宜。

一、从理论准备方面来看
对于民法典制定的时机、条件是否成熟，理论界曾经进行过讨论。有学者指出，一个成熟的民法典应具备三个因素：一是有赖于相对开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思想较为开放，如法国民法典的大革命时期，德国民法典的自由资本经济和自由思想时期，日本民法典的明治维新时期，我国这种环境尚不具备；二是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经济民主、市场化是民法典制定的内在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私的经济，而我们却反复强调国有经济，对私的经济抱有一种偏见和本能的拒绝；三是民法科学、民法理论本身的完善，而我们所目前进行的理论准备还远远不够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条件、时机虽然并不完全成熟，但主要不是表现为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上。应当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契约化、民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不应过多地从客观条件方面寻找原因，而应该从民法学者自身的民法理论研究去寻找答案。目前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条件不成熟主要表现为民法理论准备不足，而不是其它，这才正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地方 。
笔者大体上同意后一学者的观点，我国对于《民法典》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不够。一方面强调民法的私法性质、主张私法自治，强调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确认、保护和对国家公权力运用限制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近代民法的个人本位已发展为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并由此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应优先保护的原则。实际上在民事领域，国家、集体和个人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本质上都是私的利益，因此，任何出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保护的需要而对私人利益的侵害或限制，都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并且应根据公开的程序和进行相应的补偿。遗憾的是，目前民法理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重视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
第二，对民法各项基本制度的研究不够。例如对法人（法人的分类、一人公司、合作社法人等）、合伙民事主体制度，集体所有权与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债权保护制度、人格权保护制度等，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够。特别是诉讼时效制度。

二、从法律意识方面来看
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于法律，特别是本国现行法律的思想、观点、心理或态度等等。有时也称“法制观点”、“法治观念”或“法制心理状态” 。公民法律意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基本标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我国公民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对于自己的私权利的保护观念相当淡薄，所以对于民法典的制定还没有充足的民众法律意识思想准备。
第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报纸杂志以及网络上有各种法制调查，这些法制调查的结果是否真实准确是否权威暂且不论，单说调查取样的人群，多为城市或者大众院校的学生。但是我们国家有70%的农村人口，农民或者农民工的调查比例又占这些抽样人群的多少？况且这些可以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抽样人群中对于自己私权利的保护也有不知如何保护的困境，更不要说人口众多的农民了。可见，我国群众的法律意识现状不容乐观。
第二，造成公民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
由于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儒学思想一直禁锢着中国公民的思想，传统轻视法律的思想仍旧存在。在“重理轻法”“重调解轻诉讼”等传统法律意识的制约下，形成了公民某些固有的性格特征，对于自己的私权利的保护意识相当的淡薄。
第三，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单薄的现状和原因导致我们对于民法典的颁布还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所以，目前对于民法典的颁布，最好采取一步步前进的方法，对民法典中的各部法律，成熟一个，颁布一个，通过一个个颁布民法中的一门门法律，结合普法宣传，与法律意识相互作用，逐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同时使之加强对自己私权利的保护。就是要通过一个对现行法律不断完善、完备的过程，使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与之同步的提高。同时这也是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最终制定并颁布民法典。只有提高了公民的维权意识，民法典的颁布才有实质上的作用。

三、从以出台的《民法典（草案）》来看
我国现已出台的《民法典（草案）》也存在着一些的问题：
第一，从体例上看仅是一部法律汇编，民法典的制定，应该是一个法律编纂的过程，但是2002年底的这部草案更似一部民事法律汇编，将民事的几部法律（《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原封不动的加入进来。
如果我国的最终的民法典是以这样的形式出台，那么就更符合笔者之前所说的成熟一个颁布一个的这种按步骤制定民法典的方法，应该修改比较不合时宜的一些法律（比如《继承法》），颁布从没有出现过的法律（比如《物权法》），使这些法律无论在理论和立法上，还是实践和人们的法律意识中，都能得到很好实施和接受，之后汇编成为民法典。
第二，对于法律语言的运用。诚然，法学是一门专业的学科，当中有很多晦涩的法律语言、法学名词，这些民法中的法律语言中如果是与公众的私权利保护密切相关的一些名词完全可以通过普法的宣传教育使公众了解，这也是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一个手段。
同时，在民法典或者单部的民事立法中，还应当尽量使用通俗易懂且没有疑义、没有歧义的词语，这也就是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和大众语言的通俗性之间的协调问题。
所以，还是应该采取以上所说的按步骤先颁布单部法律的办法，通过颁布单部的民事法律，配合法制宣传，使民众大致了解专门的民事法律术语的含义，与此同时也提高了法律意识。

总之，我国目前对于民法典的颁布过程，应采取按步骤先颁布单部法律，在颁布单部法律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同时通过颁布单部法律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以及加强民众对私权利的保护观念，使法律意识深入人心，之后汇编成完备成熟的民法典。


参考资料：
1、熊进光 ：《对当前中国民法典制定若干问题的重新思考》，海峡两岸民法典理论研讨会论文
2、刘凯湘：《民法典制定的若干问题》，西南政法大学专题学术报告，2003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