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修正）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1日厦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1月11日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厦门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从事产品的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产品，是指用于销售的产品。
第三条 市技术监督部门是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组织协调并指导本市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技术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市技术监督部门的指导下开展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商检、卫生医药、船舶、动植检、卫检、劳动安全、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企业应当积极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政府对产品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用户、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销售者查询，有权向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应投诉、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当负责处理。
用户、消费者对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害，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社会组织、团体、新闻舆论机构有权对产品质量进行社会监督。
第六条 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负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职能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产品质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对同一生产销售者的同一批次或同一检查周期内的产品，不得重复检查。对重复检查的，受检者持有效凭证有权拒绝。

第二章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第七条 生产者应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保证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不得用假冒伪劣或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标准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和组装产品。
第八条 产品生产者应当制定或明确采用产品质量标准。
制定或修订的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应于发布之日或修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该标准报市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九条 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分装厂、组装厂）厂名和厂址；
（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使用方法的，相应予以中文标明；
（四）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应在其包装的显著位置上标明许可证编号；
（五）按规定标明产品标准编号；
（六）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在显著位置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七）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必须有显著的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
剧毒、危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必须符合相应要求，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标明储运注意事项。
使用废旧材料和零部件组装、加工或翻新的产品，应该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上说明。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产品的监制者视为共同生产者，应对所监制的产品质量负连带责任。
各级行政机关、其他负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从事产品监制，但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生产单位的质量检验机构及其质量检验人员，或受生产单位委托代行出厂检验的质量检验机构及其质量检验人员，应当对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负责，不得为不合格产品签发合格证。
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指使质量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为不合格产品签发合格证。
第十二条 销售者应当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产品标识，以确保销售产品的质量。
销售者不能确定进货产品质量时，应当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
第十三条 严禁生产、销售下列产品：
（一）危及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二）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生产、销售的，省、市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
（三）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四）失效、变质的；
（五）国家实施安全认证而未取得安全认证的；
（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足含量冒充明示含量，以旧充新，或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的；
（七）所明示的质量、功能状况与实际不符，或属处理品而未在产品或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明的；
（八）伪造或冒用厂名、厂址、产地、条形码、产品标准代号，伪造或冒用优质标志、认证标志、采标标志、生产许可证标志、质量保险标志等质量标志和防伪标识的；
（九）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
（十）伪造或擅自签改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的。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不得生产、销售。
第十四条 产品的承储、承运、装卸者应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储存、运输和装卸，严格交接验收，明确质量责任。
对明知属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产品不得承储、承运。
第十五条 印制者在承印、制作产品标识时，应当查验有关证明，并立档备查。
印制者不得印制和提供虚假的产品标识。未经产品标识所有权人书面授权，印制者不得向他人提供产品标识。
产品防伪标识或条形码的承印者、制作者和食品标签的交付印制者必须按规定向市技术监督部门申请核发准印证。
市技术监督部门应自接受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核准的，应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生产者、销售者接受产品质量检查时，应如实提供产品货源、存放点及其它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弄虚作假，逃避或拒绝检查。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教唆、纵容、包庇他人从事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活动，不得为其提供场所、设施、资金或其他条件。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实行抽查、定期检查、日常检查等制度，以抽查为主。
（一）抽查，是国家和地方对重点产品质量进行较大规模的检查。
（二）定期检查，是根据本市实际，对需要定期监控质量的重要产品，按规定检查周期实施的检查。
（三）日常检查，是根据本市生产、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状况，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用户、消费者反映、投诉、举报的产品实施的检查。
抽查和定期检查，由市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计划后实施。检查结果应通知受检者并可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下列产品应列入受检目录，进行抽查或定期检查：
（一）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二）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
（三）用户、消费者或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较多的产品。
受检目录由市技术监督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公告。
列入受检目录的产品的生产者，应于受检目录公告后三十日内向市技术监督部门登记备案。登记事项变更时，应于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可以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产品质量检验的依据是：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三）企业明示采用的标准，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合同中有关质量的约定和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方式等表明的产品质量状况。
第二十一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规定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市技术监督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按规定的期限出具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负责。
受检者对检验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下达检验任务的产品质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验。逾期未提出书面申请的，视为对检验报告无异议。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产品质量时，根据需要可按规定的程序、数量向受检者无偿抽取样品，检查工作完结或留样期满后，除损耗品外，样品应退还受检者。因失误损坏样品的，应按原价赔偿。
第二十四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所需的检验费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日常检查合格的和抽查、定期检查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不得向受检者收取；
（二）日常检查不合格的，检验费用由受检者承担；
（三）对检验报告有异议而要求复验，复验维持原结论的，复验费用由要求复验者承担。
受检者承担检验费用的，应当自收到检验收费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承检单位缴纳检验费。
第二十五条 技术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人以上参加，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佩带执法标志。否则，企业可以拒绝检查。
第二十六条 技术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被检查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
（二）进入生产经营场所、产品存放场所进行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查处违法活动有关的凭证、资料。
技术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行公务而获知的企业的商业秘密，应负保密责任。
第二十七条 技术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以采取封存、扣押强制措施：
（一）法律、法规、规章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
（二）可能被转移、灭失的物证；
（三）不封存、扣押将明显产生社会危害的产品。
对封存、扣押的产品，应在封存、扣押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因检验条件限制或检验时间有特殊规定的，经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有保质期限的，应在保质期内作出鉴定结论。
第二十八条 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的生产者、销售者，市技术监督部门可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生产、销售。整改期间对生产者可实行产品监督出厂制度。
第二十九条 实行强制性产品质量认证管理的产品未经认证不得出厂、销售。
获得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的企业，应将被认证的情况报市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获得企业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质量认证或质量长期合格稳定的产品，经市技术监督部门确认，可在一定期限内免除质量监督检查。上述产品由市技术监督部门予以公告。
第三十一条 市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质量信誉的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名不符实的质量信誉性称号，有权撤销或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撤销。
第三十二条 列入售前报验目录的产品，在销售前应向市技术监督部门申请报验，未经报验，不得销售。售前报验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售出的产品在保质期限内，非因用户、消费者使用或保管不当而出现质量问题的，用户、消费者有权要求销售者予以修理、更换、退货或赔偿，销售者不得拒绝。
属于生产、储运或其他供货方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责任方追偿。
第三十四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人身伤害或死亡的，依照有关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因产品质量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自愿协商或调解解决，也可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百元至五千元罚款。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处以该批产品货值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未售出部分的产品禁止销售。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或第十三条规定的，没收未出厂、未售出部分的零部件、原材料或产品，没收已出厂、已售出部分产品销货款，并可处以该批产品货值一至五倍的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二）、（三）、（四）、（六）项规定的，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或第十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传授他人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印制或者提供，没收违法印制或提供的产品标识，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第四十一条 私自拆除被封存产品的封条或擅自转移被封存产品的，责令公开检讨，并可处该批产品货值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或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销售、出厂，限期报认证、报验，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并可处以该批产品货值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监制者违法所得，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公开检讨，可处二千元至五万元罚款。
有本条例所列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或因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致使违法所得或货值难以确认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可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按规定的程序、期限检验产品，伪造数据或检验结论，不按规定退还检验样品，因过失造成检验数据或检验结论失误的，责令改正，并可处所收检验费用二至十倍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检验活动，暂扣或吊销其检验资格证书；伪造数据或检验结
论，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检验人员伪造检验数据、结论或因重大过失而出具错误检验数据、结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从事检验工作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产品质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泄露执行公务时所获知的商业秘密，或利用该商业秘密牟利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依法赔偿生产、销售者由此造成的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产品质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采取不当强制措施或违反规定超期对封存、扣押产品作出鉴定结论，给生产、销售者造成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承担责任。
第四十九条 产品质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本条例规定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使用于建设工程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和其他能独立保持其原特性和用途的产品适用本条例。
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适用本条例。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的具体运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11日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