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且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的。
　　但是在特定场合下，考虑到《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应该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公司《章程》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例如银行股份公司的章程，因为银监会对银行股东有特定要求，为了符合并维持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要求，《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对受让股份的新股东资格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股权转让，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具有目的正当性）。这种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的“私法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因此，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在唐青林律师编著的《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以“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诉常州市信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为点评案例分析了该法律问题。该案的争议焦点较为明确，即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但从《公司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的限制问题，就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立法精神。《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基于公司的人和性，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以确立或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而相反，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是否可以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份的转让，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以及在之后，也仅在第一百四十二条就发起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转让作了限制，并例外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由此，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这可能是基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合公司，以股权的自由转让为特征。一旦认可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则公司大量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更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意味着公司股份流通性的被切断，公司的股份无法再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股份有限公司也即不再具有其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在特定行业，例如银行业，我国法律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业遵循“审慎监管”的原则，对银行股东资格有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股权转让方面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这些监管规定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2]第15号，2002年5月23日实施，2013年7月19日起因中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而不再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８日　银发[１９９４]１８６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07〕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号）；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要求监管部门监管银行股东的风险状况（银监发[2013]34号，2013年7月19日起实施）；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股东转让股份的程序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13]34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15号）。
　　笔者认为，对于普通的、一般行业的股份公司，我国法律并未对其股东资格做出特殊要求，更不存在任何监管部门对普通股份公司的股东、主要股东的风险状况的评估和了解的监管措施。但是，我国相关银行业监管规定对银行的股东资格和股权转让程序有上述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因此股份制的银行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授权董事会审核“受让主体资格”，筛选出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的合格的股份受让者，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应该依法认定合法有效。
　　不仅在特定行业因为监管需要可以在《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笔者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毕竟还是封闭性公司，如果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做出限制性规定，也应该认定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凡是《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合法有效。亦即，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但是这种章程限制性条款目的应该正当，目的在于维持公司股东结构。避免冲击公司股东结构、导致新老股东之间的摩擦、降低公司效率。
　　（一）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奚晓明、金剑锋 著）
　　该书作者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民二庭高级法官、国家法官学院教授金剑锋博士。
　　该书第356页“综上所述，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从章程的约定。而在上市公司的章程中限制股权转让的无效，即股东可以自由转让其股份。公司章程虽然是发起人或者原始股东的意思自治表示，但是对公司的所有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该书第357页“1、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公司类型。允许章程做出限制的公司只能是有限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只能是记名股份。”
　　该书第357页“3、章程限制转让的效力。《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有效。根据公司股权转让自由转让原则，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特别规定。认定有效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等原则都适用于公司法。”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高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公司章程对非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的限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条件加以限制，可以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低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必须经股东的1/3（甚至更低比例）同意。上述规定应当是无效条款。因为《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属于强制性规范。“过半数”是最低要求，并非指导性标准。如果公司章程的规定低于公司法的最低要求，这一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刘德权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12月1日出版
　　第824页，《455.正确认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之间的关系》中，指出“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
　　第827页《459.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注意国家司法公权力接入当事人的自治领域的程度和力度，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就公司案件来说，对于那些公司内部的事务主要应由公司章程进行公司自治，只要公司自治的内容无碍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即应尊重其依据商业考虑独立决定自己的事务，尊重他们的意思表示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认定公司自治的效力。”
　　3、《公司诉讼裁判标准与规范》，王林清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该书作者王林清，最高人民法院二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该书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推荐“本书是一部公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的佳作。本书不仅适合作为解决实践争议的很有分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也是一部很好的公司法理论研究精品”。
　　该书第446页“应该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4、《公司法学》，赵旭东，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
　　该教材作者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曾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该书第357页“股份转让是否可以由公司章程给予限制。……我们认为，应允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主要理由如下：……”

　　上述著作均表明，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都一致认可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二）从国际法视野看，全世界多国法律均认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日本公司法典》崔延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代序第21页,日本中央大学校长、教授永井和之认为，“允许章程作出另行规定从而认可公司自治的形式。例如，……章程可以规定转让股份得到该股份公司承认的规定也属于同样的规定。”
该书第43至44页 第壹佰零七条 股份公司，作为其发行全部股份的内容，可以决定下列事项：“一、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时，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2、股份公司，在作为全部股份的内容，决定以下各项所列事项是，需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该各项规定的事项。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的意旨。……”
　　该书第45页 第一百零八条 “股份公司，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不同规定的内容不同的两个以上种类的股份。……通过转让取得该种类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
　　2、《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该书第69页，《韩国商法》第335条 “（股份的转让性）1.股份，可以转让给他人。但是，关于股份的转让，可以以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来进行。2、违反第1款中但书的规定未经董事会同意而进行转让的股份，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3、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68条第2款规定：“章程可以规定，转让需得到公司同意。同意决定由董事会作出。章程也可以规定由监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同意决定。章程可以对拒绝同意的理由作出规定。”
　　4、《美国公司法规精选》虞政平，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1日出版　
该书第41页，第6.27条 “股份及其他证?蛔?玫南拗啤＃?）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协议，可对公司的转让或转让行为的登记备案作出限制性规定。”
　　但是，笔者认为，尽管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但是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本文作者唐青林，北京律师，编著出版了《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出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欢迎切磋交流，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3721@163.co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预防诊断治疗非典型肺炎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的紧急通知

国食药监办[2003]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中央、国务院对防治非典型肺炎（下称“非典”）工作高度重视，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非典”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全面部署，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已发出《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监督和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坚持“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药品监管工作方针，忠于职守，发挥职能作用，保证有关防治“非典”医药用品质量；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促进诊断、治疗“非典”药物早日上市，确保其供应和质量安全，是当前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谨科学，讲求实效，促进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尽快上市
安全有效的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是控制疫情，增强治疗效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是赢得“非典”斗争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有关药物早日上市。

一是建立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快速审批通道。要按照“程序不减少、给予加快，标准不降低、帮助提高”的原则，在严格这类药品的审查、质量复核、审评等程序时，实行“随到随审”，“宽进严出”措施。对国外已上市的或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药物的审批，可以免于临床试验；对进口用于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尽快核发《进口药品注册证》；紧急进口尚未在我国进口注册的用于治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要按照程序加快批准。

二是加强与医药科研部门通力协作，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及时了解和掌握非典诊断和治疗技术的研究动态。提前介入研究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的过程，做到随时沟通，全程跟踪。要采取现场办公等多种方式，提供各种技术指导，政策咨询和便利，成熟一个审批一个，确保尽快实现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批量生产，尽早投放市场，以更加有效地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疫病。

三是严格规范和管理用于防治“非典” 中药汤剂的煎制。成批量煎制汤剂的，必须使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经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发布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中的处方。其他处方也必须经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推荐并经其批准发布。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附有使用说明书，内容包括：处方组成、功能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贮藏、有效期、煎制单位等，确保汤剂、组合型配方颗粒的质量和使用安全。配制用于防治“非典”的医疗机构制剂必须经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局批准，必须在具有《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取得药品GMP认证证书的药品生产企业车间配制，并在本医疗机构内凭执业医师或者助理执业医师处方使用。如因紧急情况需进行调剂的，省内调剂的必须经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跨省调剂的，必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二、严格监管，确保上市医药用品的质量和安全
目前，已有一些用于防治“非典”药物和器械在市场流通，对于预防疾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范有关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行为，扶正祛邪，扬优汰劣，保证质量。

一是切实加强特殊时期煎制药物的监管工作，保证质量。中药汤剂煎制单位必须是经当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指定，并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使用配方颗粒进行调配的，必须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试点企业生产的配方颗粒。零售药店经营防治“非典”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从指定的煎制单位和经批准的配方颗粒临床试用单位购进。

使用《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的处方制成汤剂或组合型配方颗粒，必须按该方案中预防部分修订方案的要求，遵循医师指导使用，区别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因人选择中药预防处方。同时，要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发现不良反应要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和当地“非典”防治领导小组报告。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报告。

二是切实加强与防治“非典”有关的药物、器械全过程质量监督。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与防治“非典”有关的药物，以及呼吸机、气管插管、呼吸回路、一次性输液器与注射器、监护仪、床旁X线、医用口罩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督，要组织专门力量、专项经费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抽验。同时要监督本辖区生产用于防治“非典”的呼吸机等急救设备企业，搞好售后服务，确保质量万无一失。

三、加大药品市场秩序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当前，极少数不法分子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防治“非典”的幌子谋取不义之财，扰乱市场秩序。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与继续深入整治药品市场秩序相结合，切实做到管制在先，狠刹苗头，重拳打击，决不手软。

一是密切关注药品市场动态，与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与防治“非典”有关药物、器械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对防治“非典”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或变相广告的检查。对打着高科技旗号、盗用权威机构名义、谎称偏方或秘方发布虚假、不实广告或变相广告的，要及时移送工商部门依法严厉查处。

二是依法严肃查处超范围经营或无证经营“非典”防治药品和器械的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指定和备案，擅自使用“卫生部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推荐的处方煎制成批量用于群体药物的行为；未经批准擅自配制和使用医疗机构制剂的，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进口未获得《进口药品注册证》药物的，都要依法尽快予以查处。

三是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销毁工作的监督，坚决防止和打击重复使用的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使用劣质材料生产消毒防护用品的不法行为。

四、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扎实工作
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到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扎扎实实做好防治“非典”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各地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明确省局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必须建立专项工作机构，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尤其是休息日和夜间），及时准确掌握和处理各种问题。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必须严格纪律，对工作不力、不尽职尽责的，要坚决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该批评的要批评，该通报的要通报，该处分的要处分。

二是加强协作，整体协调。要按照中央要求和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以及《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忠于职守，加强与物价、卫生、公安、工商、中医药、经贸、流通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拧成一股绳，保证相关药物和器械的供应，稳定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群众理智对待防治“非典”药物。配合相关部门加强“非典”的预防、治疗，在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要结合部门实际增强防治药物宣传的科学性，防止盲目性，及时解疑释惑，防止群众的盲目从众心理，消除恐惧心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做好“非典”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对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严峻考验，必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严格依法行政，加强药品监管，为夺取防治“非典”工作的全面胜利做出积极地贡献。


附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郑筱萸
副组长：邵明立 张文周
成 员：邢 富 曹文庄 郝和平 白慧良
赵晓鸣 金秀范 徐幼军 常文佐
张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