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卫办疾控函〔2012〕275号
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省（市）卫生厅局：
根据《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下达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通知》（财社〔2011〕236号）和《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关于做好2011年医改重大专项工作的通知》（卫规财便函〔2011〕301号）的要求，为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我部组织制定了《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一、项目目标
（一）到2012年10月，在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6个省（市）的40个项目县（市、区）筛查和干预脑卒中高危人群80万例。
（二）研究和推广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适宜技术，建立并完善防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努力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二、组织实施
（一）卫生行政部门。
1.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项目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会同农卫、妇社、医政等相关司局检查评估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2.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包括疾控、农卫、妇社、医政等相关处室参与的项目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负责本辖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制定项目工作方案，推选符合条件的医院作为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
3. 项目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落实本辖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负责项目所在街道（乡镇）居民的宣传动员，现场工作协调，确保工作任务的落实。
（二）技术执行机构。
1. 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是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的国家级技术指导机构，具体负责项目的技术管理，组织专家制定工作手册，提供技术指导，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开展项目检查评估，监督项目执行进度。
2.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项目技术方案总体设计，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开展质量控制，选定筛查目标人群，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相关数据。
3. 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认可下，负责做好基层医疗单位的临床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管理和技术把关。对初筛出的高危人群组织进一步筛查，完成筛查表的全部信息收集，并针对个体的高危因素，提出干预方案，依据各承担单位的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4. 项目所在街道（乡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指导下，负责做好筛查人群的组织工作，开展高危人群初筛，对高危人群进行个体化干预及随访。
三、工作内容
（一）项目范围。北京市4个项目县区、山西6个项目县区、山东10个项目县区、河南8个项目县区、四川7个项目县区和陕西5个项目县区开展试点工作。
（二）项目点与筛查对象选取原则。
1. 确定项目点。以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为单位选择项目点，项目点要求区域分布合理，有代表性，具有较完善的居民健康档案，有一定的项目工作基础。
2. 确定筛查数量。按照当地城市与乡镇人口数量比例基数，确定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各项目点的筛查任务量，每个项目县区年度筛查人数不少于2万人。
3. 确定筛查对象。选定项目点40岁以上人群，筛查人群性别和年龄的分布应与本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近，本地户籍90%以上的常住居民要能够被纳入，半年以上在外居住或打工者可排除。
（三）筛查内容。
1. 筛查主要内容包括：危险因素初筛、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和颈动脉超声检查等。
2. 根据脑卒中筛查和干预工作流程，对于筛查对象依据以下8项危险因素进行脑卒中高危人群风险评估：
（1）高血压病史（≥140/90 mmHg），或正在服用降压药；
（2）房颤和心瓣膜病；
（3）吸烟；
（4）血脂异常或未知；
（5）糖尿病；
（6）很少进行体育活动（体育锻炼的标准是每周锻炼≥3次、每次≥30分钟、持续时间超过1年。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可视为有体育活动）；
（7）肥胖（BMI≥26 kg/m2）；
（8）有卒中家族史。
3. 针对具有3项及以上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或既往有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者，根据个体危险程度不同，选择性开展相关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并对其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早期临床治疗。
四、实施步骤
各级各类项目承担单位在坚持维护健康、防治并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要求的原则下，实施项目工作。
（一）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技术执行机构协调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项目开展前共同组织健康教育和宣传动员，从户籍登记中提取本辖区符合条件的常住居民基本信息，编制筛查对象名单，并通知到户。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基地医院的指导下，组成医务人员联合工作组，具体实施以下工作：
1. 对符合筛查条件的人员开展初筛工作，进行问卷调查，填写“脑卒中高危人群风险初筛评估简表”，开展风险评估。
2. 对经风险评估为非脑卒中高危人群或无慢病史者，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对有慢病史者，根据相关疾病诊治指南给予干预和定期随访。
3. 对经风险评估为高危人群者，填写“脑卒中发病风险筛查表”，对既往有脑卒中病史或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患者，填写“脑卒中患者再发风险筛查表”。
4. 对筛查出的脑卒中高危人群或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既往有脑卒中病史者，进一步开展相关项目的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及颈动脉超声检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指导和定期随访。
5. 对筛查出的疑似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或颈动脉狭窄≥50％的患者，转诊到基地医院进行规范化诊治；治疗结束后，转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开展定期随访和规范化干预管理。
（三）项目基地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集、整理、汇总筛查数据信息，妥善保存个人筛查资料，并于每月10日前，经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审核后，将上月高危人群筛查、干预数据上报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协同工作平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时汇总工作动态逐级上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
（四）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并定期将有关结果报告卫生部疾控局；上述相关填报表格由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另行下发。
工作流程图见附件。
五、经费管理
（一）项目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拨付。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协商财政部门，按照医改重大专项要求，落实配套资金，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二）各省（市）制定的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及专项资金预算，须在项目正式启动前报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中央财政拨付的项目经费，应按照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例数，落实到每个筛查个体。各级项目承担单位要合理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不得超范围支出。
（四）各级项目承担单位要定期向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报告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对违反规定，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工作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五）项目完成后，财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人员对项目财务等情况进行审计，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审核时发现的不合理费用，由项目实施单位承担；已报账费用，应予以扣回。
六、监督与评估
（一）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制订项目督导考核办法和要求，对项目的组织、进度、实施过程、效果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督导和考核，协调解决项目进展中的问题。
（二）卫生部疾控局、农卫司、妇社司、医政司会同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通过抽查的方式，对各级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监督及评估健康教育、筛查任务完成、高危人群检出及经费使用等情况。核心考核指标为健康知识知晓率、任务完成率、高危人群检出率。
（三）项目年度结束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将本年度项目执行情况，包括项目成效、存在问题和资金使用等及时进行总结并上报。
附件：工作流程图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5878/201204/54492.htm
从宪法学角度来解释司法问题
——《司法要论》简评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伴随着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法律的实施，司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关司法的话题很容易就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并被诉诸公共理性转而成为公共话题或者社会热点话题。回应并引导社会大众对于法治中国的公共想象以及对法治中国建设现状的公共批判，就成为法学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于是，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日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
密切结合国情的学理研究
刘练军博士新鲜出炉的《司法要论》一书，不仅从宪法学的视角剖析了司法民主化、司法权的内涵、司法的规范要件、法官身份保障、司法效率、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判力与再审等有关司法制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反思司法运作的政治化、能动司法、父爱主义司法、民粹主义司法、法院调解优先、个案监督等有关司法的实践问题。作者期望通过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宪法学批判，恢复司法原本的宪法地位，同时以此建构起司法的宪法学理论。在作者看来，“我国司法始终与人们普遍期望的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应然司法相距甚远，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算不上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司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要论》坚持一种公共性的知识立场与政治性的知识关怀，主张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并解决转型中国的司法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将司法的制度与实践看成是公共空间里权力的公共化运作，将司法体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正是因为此，作者不仅将陪审制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建立起关联来，认为“唯有从基本权利的维度上去定位和诠释陪审，才能深刻理解在陪审已呈衰退之势的当今时代我国为何还要认真对待陪审”；而且深入地看到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会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难免主观臆断有余、经验理性不足。”不仅认为从无权力到有权力的政治化演变过程中，司法权不断扩充其内涵，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存在与非政治性存在；不仅认为诉讼权乃是一项宪法性的程序基本权，而且主张法官身份的宪法性，“唯有宪法才能给予法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难以侵犯的绝对的身份保障”；等等。从作者的这些新颖的论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司法问题的政治意义，有能意识到司法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这种密切结合中国司法的政治国情与现实情境的学理研究，不仅有利于摆脱长期以来司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他者想象，也有利于建构起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与理论体系。
开放的心态推动理论建构
是的，作者有这样的理论抱负。在他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他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他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他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例如，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他不仅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这反映出作者的讨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又比如，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他不仅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予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他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但由于任何的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可喜的是，刘练军的《司法要论》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因此，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的关注。这样，如果拷问该书的理论贡献的话，那么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而且也将这一理论产品再次公共化并交由读者来进行公共评说。
出处:原载《法制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