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议题谈判的成果与展望——评《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WTO Negotiation on TRIPS and Public Health:A Study on Implementation of Paragraph 6 of Doha Declaration

严海


【摘要】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危机的出现，药品的可及性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因此，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议题在WTO谈判的各议题中备受关注的。文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TRIPS协议对药品专利的保护标准过高，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仿制药品的障碍，并引发了南非、巴西等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　
　　随后，文章在第三部分中详细回顾了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谈判过程，以及在谈判当中出现的各种争议。随着《多哈宣言》与《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的相继出台，该议题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执行决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也是在这个议题上迄今最重要的突破。第四部分对《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的内容、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进行了深入解读，随后的第五部分则详细介绍了及其带来的影响。在WTO总理事会决定将《执行决议》的内容纳入到TRIPS之后，TRIPS修改的大幕也正式拉开，第六部分即是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谈判展望。　
　　文章的最后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我国参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议题谈判应有的立场及其应对的措施。　
　　
【关键词】TRIPS协议；公共健康；药品专利；《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

　　WTO自成立以来，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日益显著，其所关注的内容也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WTO众多争议的议题当中，TRIPS协议[1] 与公共健康议题一直备受关注，这其中不但涉及了TRIPS协议本身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冲突，也进而引发了跨国制药公司的利益与贫苦患者的利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2] 利益的冲突问题。虽然关于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的议题的谈判过程异常艰辛，但是谈判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3] （以下简称《多哈宣言》）的发布，到《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4] （以下简称《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或《执行决议》）实施，都显示了WTO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与决心。作为操作性的法律文件，《执行决议》从诞生到实施一直就备受关注，本文将以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的谈判过程为背景，对《执行决议》的来源、内容和影响做出全面的分析。　

　　一、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争端——《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出台的背景　

　　(一) 公共健康与药品的可及性问题　

　　1. 公共健康问题的全球化　

　　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传染性疾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全球蔓延，从而使得公共健康问题由单纯的国内法管辖的事项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5]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传染性疾病引发了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于传染疾病的侵袭。传染性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每年至少使200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少年儿童。其中主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疟疾（每年患者达500万，至少200万人丧生）、呼吸道疾病（每年约使400万儿童丧生。其中，肺结核每年使300万人丧生）、腹泻（主要通过污染的水源或食物传播，每年约使300万儿童丧生）、病毒性肝炎（至少有3.5亿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1亿人是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肝脏疾病）[6] 。还有艾滋病（HIV/AIDS[7] ），艾滋病是当前影响范围最大、情势最急迫的公共卫生危机，根据《2003年世界卫生报告：塑造未来》中的统计数据，HIV/AIDS已经成为造成2002年全世界15～59岁成年人口死亡的首要原因，达到227.9万人。[8] 到2005年底，全球共有4030万人受到艾滋病感染，其中2005年新发感染490万人，死亡301万人。[9] 导致公共健康问题全球化有诸多因素，国际旅行和商务活动是传染性疾病传播的主要渠道，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也为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使得主权国家单独依靠自己的能力防止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和传播变得日益困难。[10] 　

　　2. 药品的可及性问题　

　　在现代社会，解决公共健康危机依赖于社会公众对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所需药品的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影响公众获得必需药品[11] 的四个因素：药品的合理选择与使用、可以承受的药品价格、持续的资金支持、可靠的药品供应体系。[12] 这其中，药品价格是影响药品获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显然，在其他几个因素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药品的价格越低，能够享受到医疗保健的人数就越多。[13]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中国家，药品价格对于病人能否获得医疗的影响更加直接：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医药费用大部分由国家的公共财政支付或者由保险公司支付；发展中国家则与此相反，大部分医药费用由个人自掏腰包。[14] 在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收入多数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一旦不幸染上艾滋病等严重疾病，如果没有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只能等待死亡。　

　　(二) 药品专利制度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影响药品价格的因素很多，这其中包括：在专利到期后仿制药品[15] 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不同治疗方案的专利药品之间的竞争、政府与专利药品生产商针对药品价格的谈判能力、关税与国内税收措施等等。[16] 对于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品来说，专利对药品价格的抬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些鼓励仿制药品生产的国家，一旦仿制药品在专利保护期届满后上市出售，同类药品的售价会大幅下降。[17] 　

　　然而专利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消极的，它在促进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赋予新技术的拥有者一段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权以换取技术向社会公开，以此来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对新技术的利用。[18] 专利制度能有效发挥作用，有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尽管垄断价格使消费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会更有利于消费者，因为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新发明所带来的价值将远大于消费者在短期内所蒙受的损失。[19] 就医药行业而言，新药开发过程漫长、复杂，充满了风险，而且越来越昂贵：在2000年，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平均为8亿美元左右，而十三年前这个数字为3亿元左右。[20] 研制新药的成本如此之高，但仿制一种新药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专利权以保证收回研发过程付出的高昂代价，那么就没有投资者去涉足这个领域，结局将会是没有新药的产生，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在人类不断面临新的传染病威胁的情况下，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有赖于人们研发出来的新药，因此专利制度对于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21] 　

　　从公众对药品的获得这个角度来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公共健康危机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境遇[22] ，而专利制度对新药的保护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药品获得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恶化了其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处境。[23] 发达国家由于有发达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医药研发能力，它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药品价格，但即使是药品价格，也可以通过强制许可等方式去解决。[24]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贫困影响了上述世界卫生组织所列举的影响药品获得的所有因素，使得必需药品的获得存在重重障碍。对于那些不能保证国民能够获得必需药品的国家而言，其处理公共健康危机的能力本来就非常脆弱。[25] 发展中国家需要降低药品价格，以扩大药品所覆盖的人群；利用好各种获取资金的渠道，包括公共财政、社会健康保险以及通过赠与、贷款等方式获得的国际资金，以保证持续的资金支持；加强对药品的管理，以保证药品供应的质量；还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对那些本国所特有的疾病进行研究，因为控制着世界上大多数药品专利的处于发达国家的药品制造商显然不会把资金投入到对没有市场潜力的贫穷国家的疾病的研究上。这些措施对于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都是非常重要的。[26] 但是专利制度的建立，必然会抬升药品价格。药品价格的抬升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如果用于购买药品的资金不变，那么可以购买的药品数量减少，从而使接受药物治疗的人数减少；另一方面，如果维持购买同样数量的药品，则用于改善药品供应体系等方面的支出必然会减少，同样会影响公众对药品的获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专利制度的引入并不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福音。[27]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对新药的保护与公众健康权的实现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28] 采取包括降低药品价格在内的各种措施是各国所承担的保护公众健康权的义务的具体内容。显然，离开了具体措施的支撑，健康权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概念。由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29] 第12条的规定，公约各成员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其国民的健康权。尊重的义务，要求各成员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对健康权的享受；保护的义务，要求各成员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干预第12条的各项保证；落实的义务，要求成员国为全面实现健康权而采取适当的法律、行政、预算、司法等措施。[30] 结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第12条、TRIPS 协议第8条[31] 以及《多哈宣言》第4段[32]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采取 TRIPS 允许的各种可以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如颁发强制许可、对专利权做出例外规定、允许平行进口等，不仅是各成员国的权利，也是它们的义务。专利权只是一种商业利益，对健康权的尊重不应当从属于对商业利益的保护。　

　　二、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的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的理论背景　

　　在WTO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掌控全球国际知识产权协作的发展。1947年的GATT协定仅仅顺带提及知识产权。在TRIPS协定签订过程中，大约还有40个国家没有对药品的产品本身提供专利保护。直到TRIPS协定签订时，仍然有20个左右的成员没有为药品产品本身提供专利保护。[33] 这些国家中的很多国家也没有对药品的生产方法提供专利保护。同时，许多国家的专利保护期限低于20年，然而，TRIPS协定彻底改变了各国药品专利保护的状况。[34] 　

　　(一) TRIPS协议对药品专利的保护及其中的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 TRIPS 中对专利的保护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是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是否要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的问题，强制许可的问题等一直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争论的话题之一，而药品问题常常居于这一争论的焦点。[35] 是否要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的问题，成为在TRIPS协议达成中各国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最终，TRIPS 协议中采纳了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的规定。但是，对于这一规定的达成，实际上也是在各国利益折中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因而对于药品专利的产生的纠纷也很容易发生。　

　　1. TRIPS 对专利及药品专利的保护　

　　有关专利制度，TRIPS 主要有两方面的新贡献。一是对 WTO 成员提出了专利保护最低标准的要求，从各国国内法角度加强了对专利人的保护；一是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新原则，从国际协调角度加强了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了权利人的地位。[36] 　

我国知识产权信托的探讨

博爱星（上海）律师事务所 曾清汉
(联系作者：zqhzyf@126.com)


财产信托在英美两国和部分亚欧国家已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特别在英美，信托制度已成为其法律制度中及其重要的部分。
在英美信托法下，对信托的定义着重从两个方向去表述。一种表述强调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权利，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权利。如Edward C. Halbach 对信托的定义表述为，“信托是一种基于特定财产而发生的信任关系。其中，受托人就该项财产享有普通法上的产权，而为他人利益持有财产，该他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他或他们，作为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 。另一种表述强调信托是一种衡平法上的义务。如“信托是一项衡平法义务，约束一个人（称为受托人）为了一些人（称为受益人，受托人可能是其中之一）的利益处理他所控制的财产（称为信托财产），任何受益人都可以强制实施这项义务。受托人的任何不当行为或疏忽未得到设立信托的文件条款或法律授权豁免的，均构成违反信托。” 从英美的法律传统和信托定义中可以看出，信托的中心意义是替人管理财产，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不管信托起源于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在现代社会中，信托制度能够发展完善，本质上还在于其适应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发展趋势，信托的目的就是利用专业人士来管理专门的财产，比如资金信托、基金信托、不动产信托等，而知识产权信托显然也是这种趋势的自然产物。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对信托的定义为“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定义强调的是一种行为，但此种行为是在《信托法》和信托文件规范下的行为，隐藏在行为后面的是一整套规范制度，所以我国《信托法》中的信托也可以理解为替人管理财产的法律制度。
一、知识产权依托信托制度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和信托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产权主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对象（新技术、新工艺、商标、著作等）的创造和权利的获取，信托制度强调的是替人管理财产，二者没有内在的联系，更谈不上知识产权对信托制度的依托。其实这是在一定范围内静态地观察事物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观察范围放大并以动态的视角观察二者，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联系是可以很紧密的。所谓放大范围，就是我们不但要关注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获取，也要关注产权的应用，也就是说更要关注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所谓的动态的视角，就是要关注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获取与知识产权市场化的互动关系，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获取是知识产权产业化的根本，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是知识产权创造与获取的动力，只有二者的互动和循环往复，科技才能按照市场规律的原则得到大发展。事物要在运动中才有生命力，在静止中就会很快消失。
知识产权的创造基本上是一种借助试验工具的研究和思考的精神活动，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是一种商业活动，这两种活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实践中，二者甚至应该相互隔离。而这两种活动的成果确不应隔离，应该紧密联系，因为前者活动的成果是具有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产权，后者活动的成果是使产权获得以货币形态表示的市场价值。知识产权只有在获得了以货币形态表示的市场价值后，知识产权才能说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每个自然人和法人创造知识产权所期望的结果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获得货币形态的市场价值，但如果知识产权的创造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同时由某一个个人和单位来完成显然是很不经济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分工，知识产权的创造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应由不同的群体来完成，这样即高效，也更经济。从上述关于信托制度的定义可知，信托制度是替人管理财产的制度，那么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完全可以通过信托制度来实现，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通过信托将该产权交给专业的受托人来管理，使知识产权充分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使产权利益得到充分的挖掘，这样就能使得各方受益，社会的文化科技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开发和应用的动态循环中即起到了隔离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所谓隔离就是将知识产权的创造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活动分隔开来，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不用去关注知识产权的市场化过程，而只关注创造活动，创造者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发创造活动中，不受外界的纷扰；所谓桥梁就是知识产权创造者的创造成果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转让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进行市场开发和产业化，这样受托人以专业化的方式挖掘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受益人（委托人）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同时委托人也获得收益和市场对该项发明创造的反馈，以此使之在今后的创造活动中进行改进和发展。
知识产权与信托制度结合可以形成以下优势：
1、信托制度可以为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市场化所需资金进行融资
在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市场化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资金瓶颈，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各方往往会寻找适当的融资渠道。对于传统项目的融资，传统项目为市场经济的资本持有者所了解，双方有共同的相关知识背景，传统项目的融资人可以比较方便地和资本持有者进行信息交流，因此融资比较顺利。知识产权项目的融资和传统项目比较起来，融资要困难一些，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涉及到比较专业的领域，知识产权这种产权形式是新兴的事物，其只是在小范围内为相关机构和个人所了解，因此，知识产权项目的融资人还不能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找到潜在的资本持有者，融资困难程度相对较高。另外，知识产权融资的实际操作程序要复杂一些，这也增加了融资的难度。现在业界比较熟悉的是知识产权抵押融资。知识产权抵押融资的讨论已经有几年了，但真正实施的很少。知识产权抵押融资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担保质押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的评估比较困难、银行对担保的知识产权处置比较困难、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作为担保的管理缺乏经验。知识产权通过信托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知识产权抵押融资的不足。信托制度可以在事前和事后为知识产权融资。所谓事前融资指知识产权在开发出来之前，开发者可以利用信托机构进行融资，比如某个动画作品或软件作品在未形成作品之前，开发者可以将自己的创意介绍给专业的信托机构，专业的信托机构在了解了开发者的创意之后，可以将自己掌握的信托资金贷给（或作股投给）开发者以弥补开发者前期资金的不足，同时开发者承诺在作品开发成功后，将著作权抵押给信托机构。事前融资实际上是利用信托机构的专业优势，因此事前融资的前提是信托机构必须是对相关知识产权所涉及的行业和开发者的技术背景有比较熟悉的了解，并能作出自己的准确判断，对于专业的从事知识产权项目信托的信托机构来说，做到这一点并非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信托机构在提供贷款方面比银行更有自由度，根据相关规定，银行贷款要求借款人必须提供担保，而信托贷款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另外，信托机构可以根据知识产权开发者的智力成果情况设计出资金信托产品进行发售，吸收潜在的投资者购买该信托产品，而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做到这一点。所谓事后融资是指知识产权所依托的智力成果已经形成，但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将该智力成果推向市场时遇到了资金瓶颈，这时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将该知识产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受托人将该信托财产作为证券化资产设计出证券产品，然后将该证券产品向市场发售筹集资金，该资金扣除部分费用后转由委托人（知识产权权利人）所有，这样知识产权权利人就获得了转让该知识产权的转让收益，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该知识产权进入终端市场之前就提前获得了收益，这就等于其得到了融资，其可以利用该笔资金投入到该智力成果的后续市场开发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开发中。
2、信托制度可以使知识产权权利人（或信托受益人）获得持续的收益
信托的成立以信托财产的存在和转移为前提，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信托制度是替人管理财产的制度，除了将信托财产处分的情况，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的收益是持续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信托机构后，信托机构获得了对该产权的管理和处分的权利，除了进行处分的情况下，信托机构可以通过使用许可、投资入股等手段对该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将收到的收益转移给受益人，这里的受益人也可以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委托人）自己。使用许可、投资入股等管理手段获得的收益是持续的收益，这种收益的大小会随着该知识产权的市场开发而扩大，如果信托机构能尽责地对该知识产权进行市场开发，那么该知识产权的收益大小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地和其市场价值相关联，市场价值扩大，收益也扩大。这种持续的收益形式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更有利，因为其收益随着市场的扩大而增加，而不是一次性地转让给他人。一次性转让使得知识产权的后续收益由他人享有。
3、信托制度是一种专家型财产管理制度，该制度即促进了社会分工，进而提高了社会效率，也增加了知识产权开发者或权利人的利益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信托机构开拓市场的能力比知识产权权利人更强，因为他们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有专业的市场推广人员和手段。创造智力成果的人只需做好自己的创造工作，形成智力成果后，其他的工作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信托机构来做。由于集约化和规模优势以及信托市场的竞争，对于某一智力成果创造者来说，信托机构收取的只是少量的服务费用，同时，智力成果的市场替代性没有普通商品强，那么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会获得相对较多的利益，创造者的创造积极性会得到极大的激发，从而促进社会的科技进步和文明进程。
4、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使知识产权的市场开发更具稳定性
信托成立后，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自有财产。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一）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法行使该权利的；
（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债务，债权人要求清偿该债务的；
（三）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信托不因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
由于信托财产有上述独立性，这就保证了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的知识产权可以很稳定地处于信托目的所要求的财产管理状态。因此，知识产权权利人以信托方式的获利有保障，其他受益人的信托收益也得到了保障，以知识产权为对象的信托产品的市场销售的产品安全性也得到了保障。这些保障对于知识产权的市场开发更为有利。
综上所述，信托制度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知识产权的开发及其市场化有依托信托制度的必要。
二、知识产权市场化的信托形式
一般来讲，可以交易的产权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但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都适合信托。知识产权在产权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专利、商标的取得和转让需要进行登记，因此专利和商标在登记的同时便成为公共信息，也就是说要获得专利权和商标权，必须将专利的技术资料和商标的形态公诸于众；而商业秘密由于是靠其秘密性才获得其价值，因此商业秘密需要严格的保密措施。信托制度要求权利人转让其权利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对其进行管理，在权利的转移过程中，权利所依托的智力成果的内容必将为他人知道，而商业秘密最要防止的就是更多人知道其内容，因此商业秘密一般不适于信托，尽管某些商业秘密也可以进行交易和转让，但这都是在有严格保密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些严格保密措施最好由权利人自己实施，信托机构不宜实施这些措施，因为实施这些措施的成本较高，并且商业秘密的交易转让范围一般较窄，不适宜信托所需的大范围交易形式。因此，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由于没有保密的限制，它们均可成为信托财产，而商业秘密则不适合成为信托财产。
对于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只要它们的权利范围能得到准确界定并具有可转让性，那么它们作为信托财产并以此设立信托时，程序基本相同，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也一致，即都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和权利归属人。知识产权信托法律关系示意图如下：

根据我国《信托法》，设立信托的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该信托财产应至于受托人的控制之下，即受托人对该财产享有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因此，设立信托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必须对该知识产权具有合法的所有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必须和信托机构签订书面的信托合同或者采用其他的书面形式，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将知识产权的相关权利转移给信托机构。信托成立后，信托机构应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尽职地对信托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和处分，对知识产权管理和处分最常用的方法包括转让和使用许可，其中转让包括一般的买卖转让和投资性的转让，所谓投资性的转让指以知识产权作为股权资本进行投资，投资性的转让是以获得股权收益为目的。相对于转让而言，使用许可要求信托机构进行大范围地推广和交易。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三种知识产权中，著作权所包含的权利项较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著作权的权利项包括12项财产权利，因此，信托机构应对这些权利项进行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
知识产权信托成立后，信托不因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但《信托法》或者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知识产权信托成立后，除了信托文件或《信托法》有规定的外，委托人和受益人没有权利干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正常管理与处分行为；同时，如果受托人的管理和处分行为违反了信托文件与《信托法》的规定，委托人和受益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委托人的处分行为，并要求受托人赔偿或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直至解任受托人。
知识产权信托依据信托文件或法律的规定而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权利归属人。权利归属人一般由信托文件规定，如果信托文件没有规定，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一）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二）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信托终止后，受托人依照信托文件和《信托法》规定行使请求给付报酬、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的权利时，可以留置信托财产或者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提出请求。信托终止的，受托人应当作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受益人或者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对清算报告无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但受托人有不正当行为的除外。
知识产权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受益人与权利归属人可以同时为一个人，即在信托文件中，可以将委托人、受益人和权利归属人设计为均由知识产权权利人来担当。
在知识产权与信托制度的结合中，一般是以知识产权作为信托财产来形成信托关系，但二者也有其他的特别结合，这种结合不需知识产权作为信托财产，这种结合主要发生在知识产权的事前融资阶段，即由信托机构设计以潜在的知识产权为投资对象的资金信托计划并向投资者发售，信托机构利用收到的信托资金对该潜在的知识产权的开发进行投资或贷款，该知识产权开发完成后，该知识产权应作为担保财产对该信托贷款行为进行担保。该知识产权权利人应以该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收益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或支付投资收益。
三、知识产权信托中的关键环节
1、知识产权的评估
知识产权信托的设立涉及到的最关键问题为该知识产权的真实市场价值以及其市场价值评估问题。真实市场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何去认识该真实市场价值，却是很难把握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在该市场价值未显现时，谁都不能确认哪种看法是可信的。因此，设立专门的评估机构，以科学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就成为必要。评估机构的评估只是相对的客观，这种客观性还有赖于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以及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功率和有效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的趋势。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中介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介机构包括信托机构、金融机构、评估机构等。在这些机构中，信托机构和评估机构应该发挥积极务实与灵活的作用。所谓积极务实是指在开发知识产权信托业务中，要积极调查研究，收集信息，组成信息库，同时要积极宣传推广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精心做好每个知识产权信托业务；所谓灵活是主要针对信托机构而言的，在没有现成参考案例时，要有战略眼光，并采取灵活措施实施具有潜力的知识产权信托项目。只要中介机构壮大了，知识产权的交易与转化市场就会健康发展并走向繁荣。
信托机构与评估机构的联系主要发生在融资项目上。融资项目指以知识产权为资产支撑的各种融通资金的项目，在类别上主要为知识产权的事前融资和事后融资。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利用知识产权融资时，欲融出资金的资本持有者必定会对该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而他们一般不自己评估，他们会寻求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该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在我国，知识产权的评估被划归为无形资产评估的范畴。资产评估业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大约有十多年的历史，从无形资产评估的角度上来看，无论在机构、人员队伍、法规等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原则上还是用有形资产评估的办法来套用无形资产评估工作。中国目前评估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明确无形资产评估与有形资产评估的区别，并且要实现规范化，以便有章可循。
在实施知识产权信托时，如果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对知识产权的评估不是必须的条件，那么信托机构就应该发挥主观灵活性，以投资家的眼光来审视知识产权，不再寻求第三方的评估、或者将第三方的评估结果予以搁置或者仅仅作为参考，而应自己对之进行评估。因为在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未显现时，依照专业评估机构的作业守则来评估，结果往往比较保守，而知识产权的市场开发往往需要打破陈规的胆略和战略眼光。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对于某些知识产权信托项目，如果依照陈例，它们的风险较大，但如果以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其收益将会很大或者风险较小或者没有风险。因此，信托机构自己对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评估和第三方的评估应有区别，信托机构的评估应主要是战略性的评估，而非技术性的评估。
2、委托代理成本
知识产权权利人将知识产权信托给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对被信托的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和处分，委托人和受益人享有对信托机构监督的权利。这种信托制度的设计与公司治理中的投资人与公司管理者间的制度设计相似，均面临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如何应对信托机构的道德风险是知识产权权利人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知识产权权利人应灵活应用激励和限制措施，使知识产权信托的利益最大化。在起草信托文件时，知识产权权利人应与律师紧密合作，将预防信托机构的道德风险措施以及促进信托利益最大化的措施置于法律保护的框架内，尽可能降低风险。
3、政策支持和立法的完善
知识产权信托涉及到多个环节，政府应在关键环节予以政策支持。政府关注的关键环节在于知识产权信托市场的培植，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政府要鼓励他们走进知识产权信托市场。鼓励政策应涉及人才建设、市场准入、税收、金融支持等。立法的完善主要是对《信托法》的内容进行明确和补充，比如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是否要转让给受托人含糊其词，和民法中的委托关系混淆；比如信托登记，虽然我国《信托法》规定了信托登记，但没有明确哪些信托应登记以及向哪些机构登记等。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必将影响信托财产权利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