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法学界法律界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司法建设和司法改革取得显著成绩。这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保持司法改革连续性的前提。

在充分肯定司法改革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干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经常发生，制约和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 “新口号”、“新提法”和 “新做法”，例如 “摆平就是水平”、花钱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实现零判决零申诉等等，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行司法体制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和有效保障人权的新诉求，还没有全面建成公正独立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新形势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首先，应当为司法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理论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亦然。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 1997 年以来的司法改革进行全面评估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客观分析，找出差距，调整思路，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实践依据。同时要立足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司法经验，深入研究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理论，科学回答宪法和人民代表制度下的司法、司法体制、司法职能、司法关系、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基本问题，例如，在我国宪法文本和宪政理论上，在我国 不 实 行“三权分立” 的政体下，什么是 “司法”，什么是 “司法体制”；深入研究新起点上司法体制改革的性质、动力、对象、目标、任务、方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例如司法工作机制、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的改革与转变，是否就是司法体制改革？从 2009 年到 2012 年的 4 年时间各类案件由 700 多万件骤增到 1200 多万件，我国社会快速提前进入 “诉讼社会”，这种变化与司法改革的政策和举措有无以及有何相关性？依宪治国和法治思维下制约或者阻碍我国司法独立公正权威的体制问题究竟是什么？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和回答这些重要理论问题，才能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指导。

其次，应当根据宪法的政治架构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从体制、机制和法律上理顺并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主要包括：人大与司法、“一府”与 “两院”的宪法关系，政法委与司法的政治和法律关系，公众、媒体与司法的民主和法律关系，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保证各类主体回复其宪法和法律、政党政治和社会监督的角色，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从政治上、体制上和机制上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法院和检察院内部，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权责利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独立行使、权责统一、高效权威，从根本上树立和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威，培育司法公信力。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矛盾纠纷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重建司法终结涉诉涉法矛盾纠纷的良性循环机制，不断强化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当代任何社会要保持稳定和秩序，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都必须设置终结机制，而不可能任由当事人无休无止地 “诉求”或 “纠缠”下去。宪法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好机制和方式。在宪法原理和法治思维下，矛盾纠纷解决的终结机制主要由纵横两方面构成。在横向结构上，通过宪法对国家权能作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等的分工，把终结矛盾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赋予审判权（司法或者法院），使司法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工序；在纵向结构上，通过在审判权内部设置两审或者两审以上的审级制度，把终结矛盾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赋予终审法院。如果国家没有一个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权力和终结机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不会有秩序、稳定与和谐，因为当事人可以无休无止地诉求下去，一代接一代地 “讨要公道”；如果一个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权，既不在司法，也不在终审法院，而是由其他机构和人员代而为之，甚至由多种机构和人员行使之，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国家权力职能分工紊乱、民众诉求紊乱和社会秩序紊乱的现象，其结果是欲求稳而不能稳、欲求治而不得治。应当承认，在法治思维下通过司法终结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司法终审判决必然要使所有当事人都高兴和满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高兴和满意具有极大的主观性、道德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止境、无标准、无原则的，而司法判决是依据法律圭臬对矛盾纠纷作出的裁决判断，只要法院 （法官）依照法律做到使当事人胜败皆服、胜败皆认，就达到了司法判决的最高境界——司法公正，而不能苛求司法判决一定要让所有当事人都高兴和满意。例如，在死刑案件中，法院 （法官）纵有天大的才能和本事，也几乎不可能使被行刑者及其家属 “高兴和满意”。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回归宪法、法治和司法规律，坚持宪法原则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把涉诉涉法信访全盘纳入法治轨道，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解决和终结矛盾纠纷。

第四，应当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和专业化，祛除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和官僚化色彩，更加注重发挥司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权利救济和定分止争作用。近期司法改革应当围绕 “一、二、三”展开，即一个中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两个目标——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三个重点——法官制度 （法官的选任制度、晋升制度、考评制度、薪酬制度）、法院制度 （重点是与行政区划关系的制度）和司法预算制度。

十八大以后，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法学界、法律界应当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和 “12·4”讲话精神，以建设性的高度负责任的求真务实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理想结合现实，积极开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讨论，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建好言、献良策。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组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引导讨论方向，及时提出司改草案，最大限度地形成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思想共识、理论共识和方案共识，以十八大倡导的新精神和新作风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参与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


　　出处:《中国司法》2013 年第 2 期
　　作者：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